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建立了一种极其自私的制度：想让自己所有子孙都戴上“铁帽子”，白吃白占，世世无替；皇子十岁就封亲王,不管生子多少都封，以至出现晋藩庆城王生子一百，九十九子受封镇国将军的怪现象。然而，这些王府与中央集权的天然矛盾，朱元璋并没有想到……

公元1367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这年底，他开始筹备建国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他给渡江以来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别取名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桢、朱榑。明太祖一生，共生了26位皇子。

回顾朱元璋的事业发展，“渡江之役”是关键转折。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困守江北和州的朱元璋，率部横越长江,向江南发展，先后占领采石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之后，他迅速摆脱寄人篱下的困境，队伍独立壮大，成为南方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

渡江时，朱元璋28岁，已娶有多个妻妾，其中一位有孕在身，就在渡江3个月后，在太平府为朱元璋生下第一个儿子——朱标。

“太平”诞麟儿，真乃佳兆！当时元军猛力反扑，朱军后路断绝，形势相当危急。可此儿一来，旋即转危为安，并于次年攻占元朝在江南的重镇集庆路（即南京）。此子深得其父之爱，朱元璋称王，他是世子；称帝，他是太子，如果不是死在老父前头，朱标定然是大明的第二位天子。

朱元璋生儿不算晚,生的也多，从1355年渡江到1368年开国，共得7子。这14年正是朱元璋打拼江山的关键时期，可孩子们都还小，帮不上忙。在此之前，朱元璋先收了一些养子。

在主公与臣属的关系之外再立一个“义父子”的名分，在元末群雄中是普遍现象。朱元璋的结发妻马氏就是他恩主郭子兴的义女，有这层关系，朱元璋才以主帅义婿的身份进入郭家军的领导核心。

朱元璋所收养子非常多,有史可查的就有20多人，如保儿（李文忠）、驴儿（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王驸马、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就是他的骨血至亲李文忠（外甥）、朱文正（侄儿），也要在舅甥、叔侄关系之外，多添一个义子的名号。

朱元璋以养子作监军,监督大将，“义子至，如亲身至”，对他驾驭大将、控制军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大明开国时，养子多死，亲生子也渐渐长大，于是，在建国的第三年（1370年），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孩子全部封王，当时，最小的还不满周岁。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诸王时，虚岁11的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朱元璋以燕为其王号，以北平为其封国，已露出将来派其守边的意向。10年后，21岁的朱棣正式就藩，成为北方拥有强大实力的雄藩之王。

自朱元璋在南京立稳脚跟，就开始扩充他的后宫。他一生纳妃40多人，生子26位，除长子朱标立为储君外，其余23子都被封到各地封藩建国（注：有两子夭折）。

朱元璋在设计“封建制度”时，显然更欣赏周代的模式，他从既要“封”又要长久的目的出发，自然认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实际上，朱元璋的认识非常狭隘，他本人既要不遗余力地收揽天下大权，同时又众建亲藩，授予王子们巨大的方镇之权，此举不啻南辕北辙，必然在朝廷与藩封间产生不可化解的矛盾。

事实上，明初的分封，主要意义在军事方面。正是在“朕以御虏付诸王”思想的指导下，洪武五年在每位王府下设三护卫（一个卫的满编兵力是5600人），赋予将承担大任的诸王以兵权。亲王到国后，得“理”军务，平时练兵备边，遇有征伐，即节制沿边士马，朝廷官军与护卫兵马，皆从王调遣。

当洪武中期朱家王子纷纷建藩的同时，朱元璋开始大兴党狱，对勋臣宿将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整肃。就在燕王就藩的这年初，丞相胡惟庸等大臣被杀，宰相制度也一并被废除。这不是巧合，在权力的盈缩、收授间，正体现了朱元璋通过分封亲藩收揽天下大权的微妙心理——与外姓臣子比起来，还是朱家自己人可靠！

不仅如此，与前代一样，明朝对宗室实行豢养政策，而待遇更为优厚。明代的分封是这样的：

皇子除一人为储嗣外，余封亲王（女为公主）。亲王之子，除一人为世子外，余封郡王（又亲王女为郡主，郡王女为县主，孙女为郡君，曾孙女为县君，玄孙女为乡君，婿皆为仪宾）。郡王之子，除一人袭王爵外，余皆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这样一来，只要是老朱家的子孙，不管支系离本宗有多远，都能吃到一份不错的“铁杆庄稼”（女儿也一样，郡主的禄米达八百石）。

然而，心腹监军有利于加强皇权，亲藩手握方镇大权，却必然削弱天子权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亲藩，将天下大权尽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却也严重损害了大宗（嫡嗣）的权利，这与其强化皇权的努力简直背道而驰——他死了才一年，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役”，经3年鏖战，最终小宗（朱棣一系）篡夺了大宗（长房嫡子朱标、朱允炆一系）的继承权。

而作为这一错误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篡逆者朱棣“心知其弊”，他登基后没有成为旧制的维护者。朱棣当上皇帝后最大的变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权”，但相应的经济待遇不变。宣德后，“藩禁”愈严。

明代针对亲藩的种种限制和防范措施，通称为“藩禁”。对宗室来说，禁制与优待并行，主要包括：入仕之禁、四民之禁、上京及出入之禁、婚姻之禁。说到底，就是将全体宗室阻断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既不能读书应试，又“不得种田纳税，商贩营利”，就是出城郊游、祭祖，也须先行奏请，私行便是违制。甚至结婚，也只能从普通官民之家，即所谓“良家”选亲。

针对亲藩的苛刻禁令，无论对广大宗室还是明代社会，此后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家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除了“食租衣禄，坐靡国课”，便无所事事，成了一个寄生阶层。这些都使得宗室群体的整体素质低下，戾气很重。

虽然嘉靖以后，再没发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庞大的宗室群体给国家带来的困惑与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由于朱家人生来就享有优厚的宗禄，各府大小宗人为了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滕，广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迅速增长，相较于国初，已“数百倍”。宗禄成为难以摆脱的巨大负担。以致明代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朝廷既无力保证宗人粮禄的供应，又绝其仕进之路，不准其自谋生路，导致大量“无名粮庶宗”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宗室犯罪现象开始日益严重。

明代玉牒上记载的宗室人数，根据隆庆、万历时期的奏议，约在三四万人左右，但这只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赐名与赐爵）宗室，还有数量相当的女性成员，以及众多无名无封的底层宗人不含在内。现代学者认为，明末宗室人口应有二十多万。

就这样，数量上空前绝后的朱元璋后裔，构成了明代的宗室阶层，可宗室没有成为明王朝统治的基石和骨干，两百多年里，他们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当作政权稳固的潜在威胁，处处加以限制，同时他们又成为巨大的包袱，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国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明宗室们不得不与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惨命运。

明末的反抗斗争，直接目标是皇权，可是“天高皇帝远”，而皇亲却近在身边。明代皇子受封亲王者62人，建国者50人，所封王府分布在山东、山西、北直隶、河南、陕西、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这些地方都是“民变”的主要区域，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体现在诛杀宗室上。

当明亡之时，姓朱已成为宗室的原罪，加上某些上层宗室横暴乡里，贪婪盘剥，“民怨已极”，这成为杀死明朝宗人的正当性理由；同时，诛杀亲藩也是反叛者表达誓与明朝不共戴天决心的最好方式，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杀死崇祯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不仅如此，随着清军向南用兵，在顺治三年（1646年）到七年（1650年）间，对前明宗室又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例如，顺治三年，清军入广州，杀故明藩王15人于东校场；顺治七年，在惠州诱杀6王，“凡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尽杀焉”！

这一时期，清廷已将明朝宗室作为一种隐患（他们多为南方反清势力所拥戴，成为“复明”的旗帜和象征），予以消灭。在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苦不堪言。

朱家子孙的命运，实为一曲备受压抑、不得伸张的悲歌。在明朝300年间，名义上享有极高福利，却无法安享富贵，他们处处受监视，委屈难诉，抱负难开，许多人甚至衣食不继，最后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