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建立了一种极其自私的制度:想让自己所有子孙都戴上“铁帽子”,白吃白占,世世无替;皇子十岁就封亲王,不管生子多少都封,以至出现晋藩庆城王生子一百,九十九子受封镇国将军的怪现象。然而,这些王府与中央集权的天然矛盾,朱元璋并没有想到……
公元1367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这年底,他开始筹备建国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他给渡江以来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别取名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桢、朱榑。明太祖一生,共生了26位皇子。
回顾朱元璋的事业发展,“渡江之役”是关键转折。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困守江北和州的朱元璋,率部横越长江,向江南发展,先后占领采石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之后,他迅速摆脱寄人篱下的困境,队伍独立壮大,成为南方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
渡江时,朱元璋28岁,已娶有多个妻妾,其中一位有孕在身,就在渡江3个月后,在太平府为朱元璋生下第一个儿子——朱标。
“太平”诞麟儿,真乃佳兆!当时元军猛力反扑,朱军后路断绝,形势相当危急。可此儿一来,旋即转危为安,并于次年攻占元朝在江南的重镇集庆路(即南京)。此子深得其父之爱,朱元璋称王,他是世子;称帝,他是太子,如果不是死在老父前头,朱标定然是大明的第二位天子。
朱元璋生儿不算晚,生的也多,从1355年渡江到1368年开国,共得7子。这14年正是朱元璋打拼江山的关键时期,可孩子们都还小,帮不上忙。在此之前,朱元璋先收了一些养子。
在主公与臣属的关系之外再立一个“义父子”的名分,在元末群雄中是普遍现象。朱元璋的结发妻马氏就是他恩主郭子兴的义女,有这层关系,朱元璋才以主帅义婿的身份进入郭家军的领导核心。
朱元璋所收养子非常多,有史可查的就有20多人,如保儿(李文忠)、驴儿(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王驸马、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就是他的骨血至亲李文忠(外甥)、朱文正(侄儿),也要在舅甥、叔侄关系之外,多添一个义子的名号。
朱元璋以养子作监军,监督大将,“义子至,如亲身至”,对他驾驭大将、控制军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大明开国时,养子多死,亲生子也渐渐长大,于是,在建国的第三年(1370年),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孩子全部封王,当时,最小的还不满周岁。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诸王时,虚岁11的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朱元璋以燕为其王号,以北平为其封国,已露出将来派其守边的意向。10年后,21岁的朱棣正式就藩,成为北方拥有强大实力的雄藩之王。
自朱元璋在南京立稳脚跟,就开始扩充他的后宫。他一生纳妃40多人,生子26位,除长子朱标立为储君外,其余23子都被封到各地封藩建国(注:有两子夭折)。
朱元璋在设计“封建制度”时,显然更欣赏周代的模式,他从既要“封”又要长久的目的出发,自然认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实际上,朱元璋的认识非常狭隘,他本人既要不遗余力地收揽天下大权,同时又众建亲藩,授予王子们巨大的方镇之权,此举不啻南辕北辙,必然在朝廷与藩封间产生不可化解的矛盾。
事实上,明初的分封,主要意义在军事方面。正是在“朕以御虏付诸王”思想的指导下,洪武五年在每位王府下设三护卫(一个卫的满编兵力是5600人),赋予将承担大任的诸王以兵权。亲王到国后,得“理”军务,平时练兵备边,遇有征伐,即节制沿边士马,朝廷官军与护卫兵马,皆从王调遣。
当洪武中期朱家王子纷纷建藩的同时,朱元璋开始大兴党狱,对勋臣宿将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整肃。就在燕王就藩的这年初,丞相胡惟庸等大臣被杀,宰相制度也一并被废除。这不是巧合,在权力的盈缩、收授间,正体现了朱元璋通过分封亲藩收揽天下大权的微妙心理——与外姓臣子比起来,还是朱家自己人可靠!
不仅如此,与前代一样,明朝对宗室实行豢养政策,而待遇更为优厚。明代的分封是这样的:
皇子除一人为储嗣外,余封亲王(女为公主)。亲王之子,除一人为世子外,余封郡王(又亲王女为郡主,郡王女为县主,孙女为郡君,曾孙女为县君,玄孙女为乡君,婿皆为仪宾)。郡王之子,除一人袭王爵外,余皆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这样一来,只要是老朱家的子孙,不管支系离本宗有多远,都能吃到一份不错的“铁杆庄稼”(女儿也一样,郡主的禄米达八百石)。
然而,心腹监军有利于加强皇权,亲藩手握方镇大权,却必然削弱天子权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亲藩,将天下大权尽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却也严重损害了大宗(嫡嗣)的权利,这与其强化皇权的努力简直背道而驰——他死了才一年,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役”,经3年鏖战,最终小宗(朱棣一系)篡夺了大宗(长房嫡子朱标、朱允炆一系)的继承权。
而作为这一错误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篡逆者朱棣“心知其弊”,他登基后没有成为旧制的维护者。朱棣当上皇帝后最大的变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权”,但相应的经济待遇不变。宣德后,“藩禁”愈严。
明代针对亲藩的种种限制和防范措施,通称为“藩禁”。对宗室来说,禁制与优待并行,主要包括:入仕之禁、四民之禁、上京及出入之禁、婚姻之禁。说到底,就是将全体宗室阻断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既不能读书应试,又“不得种田纳税,商贩营利”,就是出城郊游、祭祖,也须先行奏请,私行便是违制。甚至结婚,也只能从普通官民之家,即所谓“良家”选亲。
针对亲藩的苛刻禁令,无论对广大宗室还是明代社会,此后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家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除了“食租衣禄,坐靡国课”,便无所事事,成了一个寄生阶层。这些都使得宗室群体的整体素质低下,戾气很重。
虽然嘉靖以后,再没发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庞大的宗室群体给国家带来的困惑与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由于朱家人生来就享有优厚的宗禄,各府大小宗人为了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滕,广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迅速增长,相较于国初,已“数百倍”。宗禄成为难以摆脱的巨大负担。以致明代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朝廷既无力保证宗人粮禄的供应,又绝其仕进之路,不准其自谋生路,导致大量“无名粮庶宗”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宗室犯罪现象开始日益严重。
明代玉牒上记载的宗室人数,根据隆庆、万历时期的奏议,约在三四万人左右,但这只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赐名与赐爵)宗室,还有数量相当的女性成员,以及众多无名无封的底层宗人不含在内。现代学者认为,明末宗室人口应有二十多万。
就这样,数量上空前绝后的朱元璋后裔,构成了明代的宗室阶层,可宗室没有成为明王朝统治的基石和骨干,两百多年里,他们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当作政权稳固的潜在威胁,处处加以限制,同时他们又成为巨大的包袱,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国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明宗室们不得不与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惨命运。
明末的反抗斗争,直接目标是皇权,可是“天高皇帝远”,而皇亲却近在身边。明代皇子受封亲王者62人,建国者50人,所封王府分布在山东、山西、北直隶、河南、陕西、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这些地方都是“民变”的主要区域,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体现在诛杀宗室上。
当明亡之时,姓朱已成为宗室的原罪,加上某些上层宗室横暴乡里,贪婪盘剥,“民怨已极”,这成为杀死明朝宗人的正当性理由;同时,诛杀亲藩也是反叛者表达誓与明朝不共戴天决心的最好方式,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杀死崇祯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不仅如此,随着清军向南用兵,在顺治三年(1646年)到七年(1650年)间,对前明宗室又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例如,顺治三年,清军入广州,杀故明藩王15人于东校场;顺治七年,在惠州诱杀6王,“凡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尽杀焉”!
这一时期,清廷已将明朝宗室作为一种隐患(他们多为南方反清势力所拥戴,成为“复明”的旗帜和象征),予以消灭。在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苦不堪言。
朱家子孙的命运,实为一曲备受压抑、不得伸张的悲歌。在明朝300年间,名义上享有极高福利,却无法安享富贵,他们处处受监视,委屈难诉,抱负难开,许多人甚至衣食不继,最后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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