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 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熔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 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