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季我努学社演讲嘉宾。

在晚清，人们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叫做“同治中兴”，把同治光绪年间的“借法自强”活动称作“同光新政”。所谓“借法自强”，是震惊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表示要借用西方人的方法制造轮船和枪炮，以图“自强”。但是，在同光时期的当事人怎么称呼所谓“洋务”和“自强”呢？

关于洋务，当事人有明确的所指。下面是几个相关的例子：

1863年5月，李鸿章致曾国藩：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66年曾国藩：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

1867年奕訢：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

1870年曾国藩：道光庚子（1840）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1871年奕譞：惟夷务则不然，盖其患甚久，其基甚固。

1874年李鸿章：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

1880年左宗棠：自洋务兴，中国为岛族所轻侮。

1882年张佩纶：道咸以来，天下有大患四，曰：粤、捻、回、洋。今为中国患者，独以洋务耳；而东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

由上面所举例证看出：在19世纪60-80年代，“洋务”是指处理由于外国侵略所引发的事项。最初，这类事务被称为“夷务”。因为“夷”对外国人有轻侮、小看的意思，在对外交涉中，外国人不愿意被称为“夷”。1860年生效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这就是要求中外文书平等，对英国人不能用“夷”字，所以此后在对外交涉中就用“洋务”代替“夷务”。所谓“洋务”是指与外国发生战争、谈判、签条约、鸦片贸易、传教、通商、外国人在华的民刑案件等。开始，购买、制造机器等，并不叫“洋务”，而叫“制器”，叫“借法自强”。当然，“夷务”这个词也没有立即取消。光绪初年编的同治朝处理外交事务的官方档案文书，仍仿道光朝、咸丰朝，叫做《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清政府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文献。开初，办理洋务不是一个好差事，因为对外交涉总是失败受辱，名声很坏。1867年守旧派倭仁反对设同文馆，慈禧让他当总理衙门大臣，他感到是奇耻大辱，闹着要辞官。过了十多年才出现变化，懂点外文、办外交的人吃香，升官很快，一些人要去钻营了。王韬说：“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濯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王韬的这个记述，虽不无夸大之嫌，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大概到了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逐渐把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淆了，慢慢把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借西法“制器”也叫做“洋务”了。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写李鸿章传的时候，把李鸿章原先处理中外关系的“洋务”称之为“外交”，而把李鸿章办理军事和民用工业的事情称作“洋务”。实际上，李鸿章到死都是把办理外交称作“洋务”，而把借西法练兵、办海军等称作是“裱糊破屋”。此后人们逐渐把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一套办法称作“洋务”，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这个名词的出现，一些注意社会经济变革的学者便把“洋务运动”的名称发明出来了。这时候的“洋务运动”中的“洋务”，主要是指引进西方机器那样一种新政，对“洋务”的本意，却有些走样了。对“洋务”概念的本意，在历史进程中这种不经意的修改，影响了此后学术界的讨论。

洋务运动中的企业

一些学者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生长的角度来定义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另一些学者则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从对外与对内政策相结合的角度，从19世纪60-90年代阶级斗争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洋务运动，因而得出了不相同的结论。

《张海鹏史学文论精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