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梁启超对于女儿的婚姻一直洋洋自得，过了许多年，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

梁启超

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梁思顺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表达相互思念以及商量家务，都只能通过书信往复。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无论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家人留待 日本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顺跟随希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梁启超都曾有大量书信给思顺。

梁思顺

梁启超去国十余年，其间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各界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当他于1912年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即便如此，他对女儿的学习、儿子的身体仍不能忘怀，百忙之中，还逛到琉璃厂，为女儿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并给其他家人买了礼物。他还在信中指示尚在日本的思顺：“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书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生日时以此赉之。”二十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大姐自然成为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

梁思顺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时的梁家，收入已不如民国初年，几个孩子海外求学，每年开支又很大，而这时的梁启超，除了稿费几乎没有其他进项。他曾把家中存款数千美元寄给思顺（后来又寄过一些），请希哲做一点证券投资的生意。周希哲算是经营有道，“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梁启超为此大受鼓舞，他设想“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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