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但富于戏剧性的是，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三次事件，都发生在9月18日，姑且称之为张学良的三次“九·一八”。张学良在这三次 “九·一八”中，有浮有沉，沉浮之间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军阀政治的本质。

五卅运动中，张学良态度的逆转

1924年对张学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该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担任山海关一线的主攻任务，打败直军主力，从此一举扬名。战争的胜利给奉系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不仅控制了北京政权，还将势力深入安徽、江苏、山东和上海一带。但由于上海是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因而奉系一时还未敢直接进入上海，而是采取了静待时机，伺机进入的策略。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奉军进驻上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惨案发生后，上海人民要求政府派兵保护华人利益，这就给奉军开进上海，争夺地盘找到了名正言顺的借口。为了迎合人民的反帝要求，1925年6月13日，张学良以调查惨案真相，保护居民之名率兵进驻上海，这为奉军势力扩展到南方铺平了道路。

“五卅惨案”发生之初，张学良曾发表《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对“五卅”运动持同情态度，所以张学良一来到上海便宣布“保护爱国运动”，“一致对外”。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卅运动高潮的到来，最终形成了全市人民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但“三罢”斗争的形成，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纷纷出动军队、巡警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同时，他们还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张学良派兵保护租界，而此时大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开始妥协，酝酿开市。在种种压力之下，张学良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此后张学良一改对“五卅运动”的支持态度，转而反对、谴责。张学良态度的转变很快就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就在6月22日的当天，张学良即宣布：”为保护地方安宁秩序起见，华界戒严”，并任命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邢一上任便采取行动，镇压革命群众，禁止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此后形势急剧逆转。到9月18日那天，邢士廉派大批军警将上海总工会强行封闭，上海的反帝群众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奉军在“九·一八”封闭总工会，代替帝国主义镇压五卅运动的暴行，虽然张学良只是奉命行事，但和他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奉军的这一举动，遭到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北京纷纷举行“反奉倒段”大会，南京、开封、汉口和长沙等地群众也进行了反帝游行活动抗议奉军的所作所为。而因奉军开进上海直接受到威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此时也开始利用各地的反奉热潮发动反奉战争，最终迫使奉军退出上海，同时奉军向南方扩展势力的触角被斩断。

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倒向蒋介石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东北易帜，虽使蒋介石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但实际上，东三省还是处于游离于中央的状态，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蒋介石的势力并没有深入其中。

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蒋介石便召开编遣会议，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加重了各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结果战争再起，在1930年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以阎锡山、冯玉祥、桂系为主的地方实力派与挟中央自重的蒋介石集团，在河南、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混战。

面对双方的拉拢，张学良采取了坐壁上观的立场，但实际上他已开始倾向于蒋介石一方，张之所以这样做有着自己的打算。此时的东北军面临着苏联的威胁，存在着日本的压力，张学良认为国内只有统一才能形成抵御外侮的联合阵线,但他还要等一等，谋求更大的利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促使张学良尽快彻底倒向自己一方，便任命张为陆海空副总司令，不久又任命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分别担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的职务以拉拢奉军将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张学良答应蒋介石只要蒋军夺回济南就考虑出兵，因为张认为如果蒋军夺回济南，那就表明反蒋联军已陷入被动。8月15日，蒋介石占领了济南，同时连电张出兵，但张仍然迟迟不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许以张学良更大的利益，答应由张主持东北，另外南京政府将拨款1500万元，作为奉军南下入关的军费。而在同时，反蒋派的军事形势已开始急转直下，渐渐陷入被动。张学良已经预感到反蒋派失败的必然性，决定彻底倒向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巧电”，统兵入关援蒋。张的出兵严重动摇了反蒋派的军心。不久阎冯即致电张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阎冯两人也联袂下野。张学良的“不抵抗”致东北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事件发生不久，下属荣臻便发来报告。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9月19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当日上午10时，张学良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我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昨晚日军以三百人偷袭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粉墨登场。而此间，日军已经占领了沈阳、长春、营口、辽阳、鞍山、本溪、四平等20座城市。9月21日，关东军侵占了吉林市，驻朝鲜的日军也越境侵入东北。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于9月23日急派万福麟、鲍文樾飞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表示：“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同时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张遵照蒋的指示，命令在东北军不要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听候中央谈判解决。至9月底，除了锦州以西地区外，辽宁省全部沦陷，10月底，吉林省全部沦陷，1932年初，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三次“九·一八”显示了军阀政治的特征

张学良的这三次“九·一八”充分显示了军阀政治的特征。军阀政治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有产物，拥有私兵和抢占地盘是中国军阀的两个基本特点，这两个特点也决定了军阀要按照一定的军阀规则在中国现代的政治系统中行为。所谓军阀规则，即军阀的政治行为必定以其利益为着眼点，以巩固它的地盘和政权为目的，相互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