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

听贺卫方先生介绍，始知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他1885年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高等科，担任小学教师两年，然后投身报界。1907年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讲授中国历史，两年后升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一名师范毕业生，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及十几年记者、主笔，居然凭借自己深厚之中国文化的学养，而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教授，在我们这儿，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我于去8年月已在上海书展上购得，回家即令其藏身于书架上一年有余，如无贺先生介绍，真不知猴年马月才会临幸于它，书籍之遇与不遇，和人才之遇与不遇，何其相似乃尔。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9日乘仙台丸抵达烟台（芝罘），同年11月25日乘西京丸离开上海返国，期间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汉口、南京等地。当是时也，日本方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内藤湖南热爱中国文化，而中国的走向又与日本密切相关，故而中国的变法能否成功，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内藤湖南此次中国之行密切关注的问题。

每到一地，他不仅踏访名胜古迹，而且与很多有见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等，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交流。时光飞逝，转眼间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内战而走到今天。然读着这名日本汉学家一百多年前的文字，其独特之目光及所发见之问题，就仍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内心。

当他9月9日乘坐仙台丸抵达烟台时：

船又行驶了一个小时或半小时，山东的成山角和白色的灯塔一起扑面而来。船员指点着告诉我，那就是进攻威海的时候陆军上岸的荣城湾。正如我的料想，山都裸露着山脊，山脚下的土是褐色的，坡度很缓，海岸上可以看到不少陡峭的岩石。像撒上了沉香一样的绿色覆盖着的山野，正是南画中常见的景色，两千年郡县制度的流弊使这个历史久远的国家荒废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痛心。（《禹域鸿爪记》之一《出发，芝罘，渤海的史论》）

其中“两千年郡县制度的流弊使这个历史久远的国家荒废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痛心”观点，是我们很少见到的。而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有其根据的。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尚是封建制度，全国有二百多个藩，到维新之时，方废藩设县，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实行君主立宪，直接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对接。

而我们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秦代，便废封建而置郡县，将全国各地的统 治权收归中央，实行君主专制，两千多年没有丝毫改变。非但此也，据贺先生介绍，举目全球，各国君主的权力是越来越小，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日本的天皇，几乎成为一个仪式性的象征存在，唯独我们例外，皇帝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至清为甚。如此演变，不能不说与我们早熟的文明有莫大之关系；因此不能不说内藤湖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10月4日，内藤湖南在天津与蒋国亮笔谈：

内藤：我个人以为，贵国的积弊，并不是从本朝开始，从远处追究根本，则在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上；从近处寻找原因，则在科举取士的有美名而无实效上。再加上郡县制度以来，地方官不把老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现在的时局，或许正是进行大变革的时机吧？谈何容易，但总之，能使变革成功的就在于你们了（五《京郊的寺观，文庙，观象台》）。

除了郡县制的问题，内藤湖南在此又涉及到了科举考试的问题。要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凡事向中国学习，然其不学中国者有二：一曰太监；二曰科举。内藤又言：

前一阵子设立特科（即经济特科，1898年1月光绪皇帝下诏在科举以外增设经济特科的考试，后来因为戊戌政变而没有付诸实行）的时候，贵国人士往往把它和从前的科目一样，看作是当官的捷径。这个毛病不改，是不可能复兴国家的。一个不愿做官、以“为百世开太平”作为信念的人，要比一百个科场上的名士强得多（同前）。

其实，关于科举制度，最开心的应该是皇 帝，将天下有才能的人尽数收归自己管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唐太宗在一次科举考试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不禁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固然是皇 帝的幸事，然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

关于此点，知堂认识得非常清楚：

日本很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程朱的思想，尽量的吸收，可是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就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其所以不同的原因，

第一，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制度，仍然保持孔孟的思想，一切讲实际，不讲空论，不说谎；

第二，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都是封建制度，做医生的人永远做医生，并且他的子孙也大抵是永远做医生，做工的人本人以及他的子孙永远做工人，做工人的要想做 官，是绝对不行的。

不像中国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后，就可做官。并且他们学什么做什么，不像中国学非所用，甚至像前清候补道一样，什么事都办，在日本决没有这种现象，学医的永远做医生，以医生为职业。因为永远做医生，诊治得多，经验也多，并且一代传一代，经验越积越多……

日本能用中国的旧方，求新的方法来改良，所以他的医药能够进步发达。他们何以能如此呢？就是由于两国的国民性不同，虽然同一儒教的根源，但是他们没有阻碍知识发达的考试制度。中国现在虽然已取消了考试制度，可是这种弊病还遗留在那里，依然没有去掉。（《中国的国民思想》，1941年9月1日《教育时报》第2期，收《周作人讲演集》）。

据知堂的演讲，转眼又是77年过去了，我们的官本位思想，又去掉了多少呢？日本现在已有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进入21世纪后，18年中更是有18人获诺奖。我想，中日两国人民之深层区别，大约还要从知堂的话中去寻找的吧。

内藤与蒋国亮还谈到了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之区别：

内藤：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南方人的骨骼轮廓很像我国人。看到二位的风采，我更觉得是这样了。北方人大多浑朴桀骜，只是缺少英气。南方人大多英锐慧敏，缺点是不善持久，就像我国人一样。这恐怕不是我的一家言吧。

蒋：中国人种都是从北边往南迁移。东晋以及宋的南渡两大事变以后，真正的中国人都迁徙到南方，而北方则掺杂了蒙古人种，不是纯粹的中国血统了（五《京郊的寺观，文庙，观象台》）。

不知研究人种学的专家，同意上面两位的看法吗？

在游览完西湖边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后，他对门前放置的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的铁像，甚感不解与愕然：

（岳王庙）门前两侧放置着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的铁像，都是上身裸露，手绑在背后，面朝岳坟。明末以来，经过几次重铸，现存的铁像是相当近的时候铸造的。千载以来，恩仇爱恨，本应如逝水东流，为什么要留下如此鞭尸一般的残酷儿戏，任人唾骂呢？我领教了这个国家的人对恩怨执迷深重的心态，甚感愕然（七《杭州，西湖，灵隐》）。

老实说，西湖我游过，岳王庙也去过，下跪的秦桧夫妻等铁像也见过，并未觉有什么不妥。其实，何止这下跪的铁像，我们不是还有经常吃的油炸桧（油条）吗？又何止要油炸秦桧，山西高平地方，不是也有白起肉（高平烧豆腐）吗？那都是生前不能报其仇，死后而不放过其灵魂的做法。

但自古以来，我们并未觉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反而视为一种美谈。今日经内藤先生指出，方发现有些问题。记得小时同学之间打打闹闹，然打过闹过也就罢了，却有个男同学特别善于记仇，而于这记仇的同学，大家也就敬而远之，惹不起啊。内藤此时此刻会不会也是这种感受呢？

而内藤对中国历史之了解，对中国文化之热爱，远非一般国人所能比拟一二的：

当他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路过彭泽县、庐山时，“长江沿岸的山峦，已经驶过的一路上没有超过一千尺的，惟独匡庐的群峰高达四千到四千五百尺，而且岩壑横斜，形状奇特，北面对着大江，东面俯瞰彭蠡，自古被称作神灵的所在也是理所当然，道术之士，嘉遁之客，多有寄身其间的人，更为这里增添了灵异之气，我只恨没有时间寻找慧远、渊明的旧居”（九《沿长江溯流而上》）。今日之国人，还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寻找慧远、渊明的旧居吗？我表示怀疑。

到达金陵以后：

第二天十七日早晨，由杉山、平冈二君做向导，我拜谒了孝陵……进了西安门，右边是午门，门的大部分被堵。里边仅存五龙桥，故宫的旧址上只有左宗棠移建的方孝孺的祠庙。进了祠庙，拜了孝孺、铁铉以下死于靖难之役的各木主，观看了孝孺的血石，然后离开这里，从东安门出去……（十一《赤壁，金陵之游，镇江》）。

拜谒孝陵，拜了孝孺、铁铉以下死于靖难之役的各木主，这是一种怎样的崇敬之心情啊？

有道是“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内藤湖南的关于我国之郡县制、科举、南方人与北方人、秦桧夫妻铁像等的看法，就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因为只有更好地认识自己，方有望去改进不足而至于进步。至于他对中国历史之熟悉、中国文化之热爱，我们则是必须表示敬意的。

二O一八年十月九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