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嬴渠梁即秦国君之位，史称秦孝公。孝公继位之时，秦国面临着严峻形势，不仅魏国处处欺压秦国，山东六国对秦国亦是虎视眈眈。孝公深感秦国的腐朽没落，决心自强，收服失地，一雪前耻。不久，秦孝公发布求贤令，请天下有才之士入秦。随后，商鞅离开魏国前往秦国，并得到重用。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变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变法二十载后，秦国国力日渐强盛，兵锋直指东方六国。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秦国强大的不仅是军事力量，还有经济实力。

商鞅推行变法的初衷就是富国强兵，发展军事能够强兵，而要想富国则必须发展经济。为实现这一理念，商鞅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全体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提升农业的地位。重农抑商政策被历代王朝封建统治者沿用，农业为本，商业为末这一理念也深深根植于古人的思想当中。无疑，重农抑商政策对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秦国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商鞅实施变法之前，秦人崇尚武力，渴求军功但轻视农耕，这就导致秦国无法富强崛起。但变法后，秦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秦国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农耕和作战之中，正如秦惠文王所言：“战国无战事，无异于痴人说梦”。民众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最为重要，即耕作与打仗。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又无利益可图，最后只得从事农业生产。无所事事的社会游荡者，还会受到官府的惩罚。由此一来，秦国几乎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了耕战之中，整个国家机器处于高效运转状态。

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废井田，开阡陌，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并允许民众自由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垦荒，生产粮食和布匹多者可免除个人的赋税与徭役，加重商人赋税并加大对商人经商的限制；统一度量衡，对长度、重量、尺寸等做出了统一的规范；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达到一定年龄后，父子两代必须分家，这样一来，不仅扩大了秦国的兵役来源，也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一些列的经济改革制度为秦国经济的发展与军事的强盛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随着秦国的扩张，土地面积越来越广阔，而秦国的人口有限，无力经营大片土地，而韩赵魏三国地少人稠。于是商鞅实施了新的政策：将韩赵魏三国的大量劳动力引进秦国，不仅为移居者分配土地，还给他们提供住宅并免除兵役。如此一来，秦国获得大量劳动力，魏、韩、赵三国则失去了大批兵源。

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军多次战胜中原各国，夺得大片土地，实力进一步膨胀，后来，秦军还占领了巴国、蜀国。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两国成了秦国的大粮仓，随着都江堰、郑国渠的完工，源源不断的粮食被运往前线。秦国的疆域空前扩大、人口迅猛增长，不少富庶之地和战略要地都落入秦国手里。秦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远超山东六国，并成为战国时期最富裕的国家。

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秦军所向披靡。长平之战历时数年，赵国经济无法支撑下去，秦军虽远离国境，长途作战，但后勤补给方面没有丝毫问题。赵国无力僵持，只好倾尽全力与秦军一战，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败北而落幕。如果秦国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秦军再强悍也无法战胜赵军。

三国时期蜀汉北伐就是最好的反例，蜀汉经济无法支撑粮草的供应，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蜀汉的经济实力在北伐曹魏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又如何能够统一天下、兴复汉室。而秦国要统一的是东方六国，由此可见，秦国的经济实力有多么的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