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

梁思永

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梁启超

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年底，他听说李济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年1月10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

梁思永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