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宪文(男,1934年10月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还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
南岳军事会议遗址
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日军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5页。)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
汪伪群奸
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