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宪文（男，1934年10月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还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

南岳军事会议遗址

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日军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5页。）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

汪伪群奸

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