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重商的时代。宋王朝为什么重商？从官府的立场来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可以征收到诱人的商税。与农业税相比，工商税课利更厚，征税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在各州县均设立了商税务：“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也就是说，一个县至少有一个商税务。

再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博士的统计，熙宁十年（1077）之前，全国官设商税务多达1846处，酒务1861处，坑冶场务271处。 另据大陆学者苗书梅教授的统计，熙宁十年前有官设税务1857处，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 处，元丰年间宋朝境内置有1235个县，平均每县有1.6 处商税务。还有大量场务通过“买扑”承包给了私人，尚未计算在内。

明代是一个轻商、贱商的时代，国家将赋税的重心是田赋与力役，对商税、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么重视。

尽管朱元璋也在各州县设立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但明代税课司局的数目远少于宋朝商税务，据《明史?食货志》，“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而宋代的商税务多达1800多处。

明代税课司局的课利额也很不成气候，洪武十三年（1380），吏部奏：“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也就是说，明王朝设立的400多所税课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税额居然不及500石米（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明初商税也是征收实物）。按明初两浙及京畿官田以银折收税粮的官定标准，“银每两准米二石” ，500石米约可折银1000两，折钱1000贯。在宋代，年课利额1000贯以下的商税务，属于微小型场务，通常是承包给私人的：“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 。

晚明之前，明王朝的商税总额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时，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千贯”，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是四千六百余万贯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耳”。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13万两白银。

宋代呢？“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800万贯，是明初商税总额的60倍（按银一两折钱一贯计算）。熙宁十年（1077），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为1.5万贯，相当于明初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据李华瑞先生统计，宋代单酒税（含专营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1200万贯以上。

宋明商税收入反差这么大，是因为宋朝商税率太高而明朝商税率超低吗？原因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宋代“过税”的税率为2%，“住税”为3%，合计5%；明代商税率为“三十税一”，只是略低于宋朝。在实际的征税过程中，宋明两朝都存在横征暴敛的问题，但横征暴敛解释不了宋明商税的60倍反差。只能说，明前期的商业极为凋敝。

不过没关系，明王朝的税基是田赋。据黄仁宇统计，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 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来自工商税与禁榷方面的收入，贡献了70%以上的财政岁入。

清代的财政收入结构要比明王朝更“现代”一点。晚清之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田赋、盐税、关税（盐、关税均为工商税）三大块组成，其中田赋在三大税种中的比重占70%以上，盐税与关税之和，尚不到30%；晚清时开始加征厘金，工商税的比重逐渐上升，至1911年（宣统三年），厘金、盐税、关税三者的比重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田赋的比重下降至30%以下。正好恢复到宋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