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他一生广结朋友，左右逢源，上下圆通，善于经营又博学多才，人送雅号“水晶狐狸”。徐氏早年贫困，三十一岁中进士，四十岁前仕途平平，四十岁后平步青云，历任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国务卿、大总统等职，官至国家元首，人称“文治总统”。但徐的一生除官运亨通外，乏善可陈、政绩平平，正如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对徐氏一生为官做的述评:“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由此可见，徐世昌为官之道的得与失值得细加研究，以资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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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为官之道

徐氏官运的亨通在清末并不多见。据统计，清末升迁较快的汉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他们从入仕到封疆的年限分别是20年、21年、21年。徐氏用时也是21年，但他一无军功、二无背景，以寒门仕子的身份在短短的时间内位极人臣。身为“文人”的徐世昌，是如何把官场“太极”打得风生水起，又如何从容周旋于各大派系，最终平步青云的呢?

(一)积攒学问，注重人脉

徐氏少年家贫，备尝人生艰辛，辗转各地做过幕僚、文案、塾师等养家糊口的营生，但他一直坚持读书。二十岁时，受表叔考中进士影响，他认为，只有考中进士、博取功名才能改变家境贫寒的现状。二十五岁时，徐氏在淮阳县衙任文案，机缘巧合结识了时年二十一岁的袁世凯，袁氏见其状貌伟然、才气过人，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徐氏亦认为袁氏是有大志向的人，两人一见如故，义结金兰。并且，袁世凯主动资助他赴京赶考博取功名。三十一岁时，徐世昌终于如愿以偿考取进士，并拜张之洞、李鸿藻为师，从此步入仕途。这一时期，他与袁氏不期而遇，奠定了一生的宦海之路。人生际遇，往往如戏，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经意间就勾勒出了历史的脉络。

很遗憾，掌管翰林院的大学士李鸿藻并不重视徐世昌，认为他“虚矫过人”，难堪重任。但徐世昌认为翰林院的平台具有接近上层人物的优势，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上下疏通，同时勤奋苦读、关心时事，做好各方面准备，这样的日子徐氏一过就是八九年。在翰林院，徐世昌对人际关系可谓费尽心机。比如，徐世昌的先祖由浙江迁直隶，后来迁居河南，但他遇到以上三个地方的人，都要攀老乡、拉交情。徐氏善拉关系、交朋友，可见一斑。在翰林院的十年，是徐世昌积攒学问和人脉的十年，与奕、翁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张謇、张百熙、康有为、汪大燮、蔡元培等官员和名流都有交集，这些重要的人脉网为徐氏日后发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十年岁月与知识的浸泡，十年京官的困苦磨砺，锻造了徐世昌为人沉稳圆润、不即不离、做事留有余地又八面玲珑的风格。

(二)通达时务，善于抉择

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十年也是寂寞的十年，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897年，应袁世凯之邀，以“翰林院编修”之名“参赞戎幕”，分任“参谋营务处及执法营务处”，到天津小站协助袁氏练兵。徐氏在翰林院已坐了十年的冷板凳，面对袁氏的邀请，再不抉择恐怕只能在书斋终老一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以行年四十，事业学问一无所成，自疚。”做出决定后，他立刻奔赴军营，也就是在这里，徐世昌被尊为“军师”“先生”，为军中文人最高资历者。后来的北洋将领如姜桂题、段祺瑞、吴长纯、曹锟、冯国璋、陆建章、张勋、段芝贵等皆是徐的属下，徐氏因练兵结交北洋军头，也为数年之后，走上民国总统之位结下渊源。

戊戌政变期间，帝后两党争权之际，徐世昌作为袁世凯的幕僚前往康有为寓所打探虚实，还和康有为等“相与痛哭”，商量如何营救光绪皇帝。徐世昌见维新派平素谈论政治头头是道，但到了紧要关头，除了痛哭，别无良策，政治伎俩不过如此，也只能掬一把热泪和康氏玩一次感情共鸣，打个圆场。当维新人士请求袁世凯派兵勤王诛杀荣禄之时，袁氏假惺惺地表态:“杀荣禄乃一狗耳。”此时，徐世昌向袁世凯建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为所动，告变之谋遂决。”由此可见，关键时刻徐氏对时局的分析既客观又功利，这既是对以袁氏为首的北洋派系的利益保护，也是对自我的最大保护，这样的决定为日后的升迁搭上了快车。

庚子西狩之时，徐世昌因护驾有功、办事得力，又得袁世凯、张之洞保荐，渐得慈禧太后青睐。加之袁、徐沆瀣一气、内外交通、互为奥援，其仕途一路高歌猛进，先后署理兵部尚书、民政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至宣统末年已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

(三)道法黄老，圆通上下

徐氏谋事向来给自己留有余地，他顺势而为、在派系斗争中纵横捭阖、圆柔有余，又让各方势力认为缺其不可。宣统年间，袁世凯被罢官回籍养疴，徐世昌为其奔走呼号、时刻给袁氏提供清廷动向。武昌起义后，袁氏东山再起，以南北议和为由逼退监国摄政王载沣，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此时，清廷因徐氏历经光、宣两朝，受恩深厚，视为国之柱石，授予其太保之职，旨在保卫帝躬，实有“托孤”之意。然而，清廷却不知徐、袁关系特殊。在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之时，徐世昌一直隐居幕后协助袁氏密谋筹划，而不登临前台正面交锋，实乃圆润留余之举。徐氏此时已是清廷重臣，清室处于颠危之际，他为何薄于清而独厚于袁?从感情和道义上讲，他不愿看到清廷灭亡，但清亡已是大势所趋。在天人交战之际、改朝换代之下，除徇私外，徐氏必然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以清较袁，他还是觉得袁氏亲近，而清亡于袁之手，对其亦有利。然而，徐氏毕竟是清廷重臣，又是帝师。改朝换代之后，若急于担任民国官职，必为天下人笑。因此，民国肇建，徐氏辞官退隐青岛，以逊清遗臣自居，博得“忠孝”美名;袁氏挽留亦切，但徐氏终因出仕无以对清室，许诺袁氏两年后出山。徐氏闲居在野、隐居青岛，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民国初建，南北政局不稳，清室势力依然强大，若有变故，不可预知，不若退隐暂观时局，以为后谋;二是不欲轻易卷入政治漩涡，但其“两朝元老”的政治声望依然为各方注目。

民国四年(1915年)，政局初定，袁世凯电召徐世昌回京任国务卿，徐氏欣然应允。但在袁氏意欲称帝上，徐氏深知万不可为，数次规劝，无奈袁氏醉心帝制，徐遂称病辞职。不久，“洪宪帝制”的闹剧草草收场，袁氏郁郁而终。袁氏作为一代枭雄自有过人之处，然而在顺应趋势、沉稳谋断上，徐氏却更胜一筹，袁氏也因帝制被世人诟病。徐氏则规避祸患，安然博得各方尊重。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各派斗争风起云涌，先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两派争当总统，徐氏以北洋元老身份居间调停，联合曹锟组织安福国会，在冯、段争持中渔翁得利获选总统，继而在直、皖斗争中故伎重演，看鹬蚌相争、左右逢源，坐稳总统宝座。但随后，直系逼宫，徐氏本意借奉系势力牵制直系，以达到平衡效果，不想奉、直作战，奉军败退。奉系张作霖通电全国，抨击徐氏:“诡谲百端，惟利是视。臣事满清，欺其孤寡，辅翼项城，辜其负托。唆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重用安福党人，又使都门喋血，而段氏下野，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为之以兵铲除。……徐世昌坐收渔翁之利，外间不察，误以为和事老人，不知实为导火线也。”最终，徐世昌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威逼之下，被迫下野，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宝座，从此隐居津门而不出。

02

历史回眸看得失

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先后有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执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只有徐世昌是清朝翰林，以读书起家。他因缘际会与袁氏相交，又通达时务、八面玲珑、善于抉择，继而扶摇直上，外封疆臣、内管枢府;更因徐氏辅佐袁氏小站练兵之故，借以北洋元老身份入主民国。虽手无一兵一卒，但借和平、文治为号，以黄老阴柔之术，左右逢源、待时而动，周旋于各方势力间，以致登峰造极，位列总统宝座四年有余，最终在北洋派系武力争斗中黯然离职，隐居津门以文艺自遣，至死不闻政事。其成功由此，其失败亦由此。

纵观徐氏一生，其游走于功名利禄之间，在幕后辅政之时，尚能以黄老阴柔之术，明哲保身、左右逢源、圆通上下、纵横捭阖，藏身夹缝之中，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法，屡试不爽，一旦到前台主政，再用其法，辄招失败。原因在于，乱世枭雄群起之时，徐氏缺乏杀伐决断的气象与担当，又无杀身成仁的勇气和美德。这并非徐氏不想，而与其人生境界有关，毕竟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旦形成，愈老愈难改变。在民国初年这个天人交战的特殊年代，处在总统宝座上的徐世昌在关键时刻不免先私后公、舍人从己，虽有爱国忧民之心，终究不如爱己爱家之切。

古语云:“贤哲之士秉政则国治，利禄之徒秉政则国乱，功名之士秉政则可治可乱。”贤哲之士以身许国，知有国有民而不知有身家;利禄之徒谋国只知身家而不知有国有民;功名之士谋国知自身荣辱与国家人民祸福吉凶互有关联，无奈非常之时，不免为一己私欲所蒙蔽，每当天人交战之际，不免先私后公、明哲保身，实乃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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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得失之间的启示

从徐氏为官之道的得与失，我们可以看到，他积极读书、圆通上下、注重人脉、善于抉择的特点对今天的领导干部在团结班子成员、提高执政能力方面仍有借鉴意义;但徐氏追求功名利禄，先私后公、不敢担当，遇事左右逢源、明哲保身的处世手法应当舍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提出的“忠诚、干净、担当”六字要求一样，党的领导干部要不做“太平官”“推诿官”“圆滑官”，事不避难、勇于担当，直面难题、不躲不绕，以舍我其谁的气魄，敢作敢为，更要把个人荣辱得失放在一边，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万不能打着为民服务的旗号谋一家之利。

作者：边笑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选自：领导科学

北洋军阀史研究编辑：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