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出现过若干个“姊妹花组合”，其中以“宋氏三姐妹”最为国人所熟知，“严氏三姐妹”、“张氏三姐妹”“何氏三姐妹”也颇具一定的知名度，唯有“沈氏三姐妹”鲜为人知，但从她们三姊妹身上依然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和时代风云变化。

“沈氏三姐妹”是指沈性真、沈性仁和沈性元同胞三姐妹，浙江嘉兴人，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书生之家，其父亲沈秉钧是光绪年间举人，由于当时科举已成驽末，仕途之路被彻底堵死，遂在嘉兴一带以教书为业，后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录用为编辑，曾经独立校对《资治通鉴》，并曾参与《新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的编纂。

左起：沈性元、沈性仁、沈性真

沈性真（1894—1971）字亦云，又名景英，并以“亦云”名世，1906年7月，沈性真随外祖父陪同“八姨”葛敬诚去上海考试，年仅12岁的沈性真竟也意外考取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由时任翰林院编修傅增湘在天津创办，当年傅增湘曾亲自前往上海招收40名学生，沈性真在填写报名表时，自取“景英”为名，因为“性真”之名，常被小伙伴讥讽为尼姑名。

1908年，沈景英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毕业时，监督（校长）傅增湘为每个毕业生题赠一幅对联，题款时得知沈景英没有号，遂为其取“亦云”二字，这也是沈亦云名字的由来。

1911年“武昌起义”后，沈亦云、葛敬诚等北洋女师同学在上海组织了女子北伐敢死队，在《申报》发表了《女子军事团警告》，号召妇女参军参战，此举曾引起轰动，当时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申报》撰文：“女子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钗生色”而大加赞赏。

沈亦云前往沪军都督府办事时，出面接待沈亦云的是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黄郛，刚过而立之年的黄郛对17岁的沈亦云可谓一见倾心，开始穷追不舍，在休了前妻吴守诚之后，于1912年10月31日在上海与沈亦云结婚，蒋介石尊沈亦云为“二嫂”。

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三人都是浙江人，并最早结为“盟兄弟”，按年龄排序如下：陈其美（1878）、黄郛（1880）、蒋介石（1887），而他们当时所担任的职务分别是沪军都督府都督、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第五团团长。

黄郛（坐者）与蒋介石合影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郛遭到袁世凯通缉，沈亦云随黄郛逃亡日本，后经南洋远赴美国，1915年底回国后，跟随夫君黄郛在宦海中沉浮。

黄郛在北洋时期曾出任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高凌尉、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曾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其人生权力顶峰，段祺瑞付出后被迫辞职。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郛曾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上海和浙江莫干山隐居，在幕后充当蒋介石的幕僚。

沈亦云与黄郛合影

1933年5月，黄郛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北平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在其主持之下与日方谈判，于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黄郛由此背上沉重的汉奸罪名，1936年12月6日病逝于上海。

黄郛病逝时，沈亦云才42岁，面对国破家亡，独居在莫干山的沈亦云悲愤难抑，恨不能重新跃马战场，但此一时彼一时，沈亦云当年的风光不再，她后来移居美国安度晚年，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亦云回忆》，胡适为之题写书名并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亦云回忆》封面

哥伦比亚大学在二十世纪曾推出一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著名的历史传记作家唐德刚教授受哥伦比亚大学指派，协助沈亦云整理了《亦云回忆》一书并出版，1971年11月，沈亦云在美国逝世，享年77岁。

沈性仁（1895—1943）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求学，因父亲病重而中断学业回国，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于1925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917年，沈性仁与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在北京结婚，夫妻志趣相投且淡泊为怀，尽管他们夫妇生活幸福美满，但沈性仁却因病英年早逝，实在是非常可惜。

沈性仁夫君陶孟和留学日本和英国，1913年回国后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教授，1914年至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

沈性仁不但端庄美丽，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才女，曾任《努力周报》的编辑，“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达17部之多，其中含9部戏剧、3部小说和1篇散文诗，还有4部非文学作品，这使得沈性仁成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之一。

沈性仁主要的翻译作品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又名《少奶奶的扇子》）、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还与徐志摩合作翻译了詹姆士·斯提芬斯的《玛丽玛丽》。

《玛丽玛丽》封面

王尔德的《遗扇记》曾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陶孟和曾为之撰写了《序言》，“今年九月性仁在病院里，闷极无聊，我又没有功夫去陪伴他，乃请王尔德的《遗扇记》给他解闷。性仁喜欢这出戏里的故事，出院后就把他译了出来。”

陶孟和《序言》中的“他”指代的是妻子沈性仁，当时“他”字还不分男女，直到陶孟和北大同事刘半农，于1920年在英国留学期间创作了一首诗《教我如何不想她》，才首次使用“她”字指代女性，经赵元任谱曲后，才开始流行使用。

在沈性仁翻译的文学作品中，当以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最为著名，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房龙热”。

《人类的故事》封面

二十世纪20年代末期，沈性仁、陶孟和夫妇就与胡适、金岳霖、徐志摩、林语堂、梁思成、林徽因、凌淑华、江绍原等文学雅士交往密切。

陶孟和与沈性仁都曾是林徽因“太太客厅”的座上宾，一代才女林徽因对沈性仁也是仰慕有加，当时京城一些著名的教授和学者，诸如金岳霖、徐志摩、张奚若、胡适、钱瑞升、李济、陈岱孙、沈从文、邓叔存、温源宁、萧乾、杨景任、费正清、费慰梅等人都经常出入“太太的客厅”，而林徽因则是这个“朋友圈”的群主，她以女主人的身份热情地款待客人，沈性仁与费慰梅都是林徽因最要好的女性朋友。

胡适写给沈性仁的信

1937年8月，在南京沦陷之前，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带领全所人员，跟随其他机关辗转西迁至长沙、桂林、昆明，冒着日机狂轰滥炸，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终落脚在昆明郊区。

北平沦陷后不久，沈性仁独自带一个孩子踏上了寻夫之旅，她好不容易在天津买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由于没有床位，甚至座位也没有，几十个小时的海上航程，让沈性仁痛苦且狼狈不堪，由于船舱卫生极差，各种味道扑面而来，沈性仁只好以手帕遮口，等到达上海港时，人已经面容憔悴近乎虚脱。

沈性仁与女儿合影

然而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沈性仁不顾旅途劳累，又踏上了前往桂林的旅途，经过数千里辗转，终于与丈夫陶孟和及其他孩子在桂林会合，然而由于连续数月的劳顿，让她身心俱疲而染上肺病。

1941年10月，由于昆明物价飞涨，日本军机不断空袭轰炸，陶孟和又率领全所人员从云南昆明搬迁至四川宜宾李庄。

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同济大学等许多机关已经搬迁于此，当社会科学研究所搬迁至李庄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陶孟和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才将全所人员安顿下来。

陶孟和（后排右二）与同仁合影

1942年秋，由于李庄当地煤炭含硫量高，燃烧后产生的硫磺味浓烟不易散去，非常不利于人的健康，沈性仁由于患有肺结核，李庄的环境和条件都对其养病治病非常不利，遂决定让妻子前往兰州投奔妻弟沈怡，寄希望于西北干爽晴朗的气候能有利于妻子的健康。

陶孟和委托连襟钱昌照帮忙，沈性仁搭乘资源委员会的汽车，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西北之旅，沈性仁被弟弟安排住进了中央医院西北分院，无奈沈性仁已经病入膏肓，于1943年1月21日在兰州病逝，年仅48岁，由于路途遥远，陶孟和竟无法及时赶到妻子的身边。

陶孟和

沈性仁突然病亡，让所有与她相识的人都震惊不已，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金岳霖惊闻噩耗之后，以悲怆的笔触写下了一篇《悼沈性仁》的文章。

世人皆知金岳霖暗恋林徽因，殊不知金岳霖对沈性仁也是颇为倾慕和动情的，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就为其题写了一首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金岳霖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形容沈性仁的高雅之美，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惋惜地说：“沈性仁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沈氏三姐妹”中的大姐沈亦云则以文天祥《别弟诗》中的“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来挽自己的胞妹。

沈性元（1906—1986）1917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这里也是大姐沈亦云的母校，邓颖超、许广平也都曾是这所学校的校友，沈性元在这里读了七年直到毕业。

1926年9月，经黄伯樵、顾树森介绍，沈性元与英国留学的“海归”钱昌照在上海订婚，由于沈性元父母双亡，她从天津毕业后就一直居住在大姐夫黄郛的家里，当时黄郛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大姐沈亦云比她年长12岁，乃是沈氏姊妹和弟弟的“精神领袖”。

钱昌照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 蒋介石邀请黄郛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钱昌照内兄沈怡劝其协助大姐夫黄郛工作，因此钱昌照出任黄郛的机要秘书。

黄郛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间并不长，就由王正廷接任部长职务，钱昌照则转任国民政府简任秘书，后经张群举荐，钱昌照出任蒋介石秘书，蒋介石之所以接纳钱昌照，自然是因为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而信任他。

此时钱昌照的权力可谓如日中天，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凡国民政府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文件，几乎都由钱昌照代为蒋介石批阅。

1930年底，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部长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由高鲁接任教育部长一职，但高鲁却迟迟不肯接任，蒋介石只好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一职，并让钱昌照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实际主持教育部的工作，搞得钱昌照两头忙碌，半天在国府工作，半天在教育部工作。

钱昌照与黄郛曾因政见不同和用人上的歧义而不睦，由此搞得大姐沈亦云曾迁怒于沈性元，曾有相当一段时间，两家疏于往来。

左起：性元、性仁、性真、黄郛、陶孟和、沈怡

1932年11月，钱昌照出任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防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矿业与重工业并制定发展计划，蒋介石担任主任委员，秘书长由翁文灏担任。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事资源勘查、调查和研究工作，领导机构没有变更，仍由蒋介石、翁文灏、钱昌照出任，由钱昌照主持实际工作。

1938年，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由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出任副主任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吸纳和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为战时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华民族抗战。

1946年，资源委员会又隶属于行政院，由钱昌照出任主任委员，孙越崎出任副主任委员，为战后国家经济建设制定总体规划，开发矿产资源，殚精竭力恢复经济建设，以增强国力，但由于内战爆发，钱昌照于1947年辞去本兼各职。

沈性元与钱昌照结婚后，随丈夫在南京、重亲等地居住，抗战期间，沈性元带孩子居住在歌乐山，而钱昌照居住在重庆，只有周日才能与家人团聚，由于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导致生活非常艰辛，即便钱昌照手中有权力有资源，但由于其为政清廉，并不能为自家谋取利益。

1948年秋，钱昌照去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考察， 并于1949年6月经香港抵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已到台湾的沈性元携孩子也很快抵达香港，并与丈夫钱昌照在北京会合，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钱昌照出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晚年曾出任第五届、第六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国家领导人序列。

邓颖超会见钱昌照夫妇

沈性元参加街道和民革的工作，爱好昆曲的沈性元曾参加了俞平伯、张允和、周铨庵等人组织的北京昆曲研习社，经常聚会唱和，在张允和所著《昆曲日记》一书中，就有沈性元的描述和记载。

晚年的沈性元端庄、娴雅、文静而又不失热情，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符，尽管八十多岁，但总给人六十多岁的印象，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3月9日，沈性元突发疾病去世，一年以后，钱昌照于1988年10月14日病逝，追随贤妻而去。

“沈氏三姐妹”和她们的夫婿们都成为逝去的历史，而后人在回眸历史的时候，还是能够从浩瀚而漫长的历史中，依稀能够看到她们和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