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平原君喜欢结交贤士，食客常有数千人。其中有一位公孙龙，是个名学家，善于辩论，著有《坚白论》、《白马论》、《异同论》等著作。他有一个“白马非马”论，引起人们的争论。

孔子的后裔孔穿从鲁国来到赵国，跟公孙龙辩论。公孙龙说“奴隶有三只耳朵”，孔穿认为不对。公孙龙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地说了很多理由，论证“奴隶有三只耳朵”。孔穿竟然辩不过他，最后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孔穿见到平原君赵胜。赵胜对孔穿说：“昨天先生和公孙先生切磋得怎么样啊？他的学问，我是领教过的，可不得了啊！”孔穿说：“我不得不佩服他。他几乎能使奴隶生出三只耳朵来。问题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请教您：要经过艰难的辩论，才能肯定奴隶有三只耳朵，可是事实上它却是假的；肯定奴隶有两只耳朵，可容易得很，而它却是真的。在这两个结果当中，您会选择哪一种结果？是选择那个困难的假的结果，还是选择容易的真的结果？”赵胜无法回答。

第三天，赵胜对公孙龙说：“你最好不要跟孔穿辩论，孔穿道理胜于言辞，而你言辞胜于道理，恐怕你最终辩不过他。”

有个叫邹衍的学问家经过赵国国都邯郸，得到赵胜的招待。赵胜门客中一些搞学问的人也在座。赵胜想请邹衍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这个题目。邹衍委婉地拒绝了。他说：“辩论的意义，在于区分事物的类别，互不混淆，把道理说清楚，不相紊乱。辩论要有一个原则，明确它的目的，这样辩论才不会迷失目标。辩论胜利的一方，不失去他的主见；失败的一方，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在这种情形下，辩论才有意义。假如只在抽象的名词、定义之间绕圈子，用灵巧的譬喻转移辩论的方向，让人们堕入他所预设的五花阵里，最后把辩论的主题也丢掉了。这样的辩论，没有一点益处。有些人言辞锋利，将各种道理纠缠成一团，一直纠缠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他就取胜了。这种争论，我不愿参加。”在座的人都同意邹衍的意见。

后来，平原君对“白马非马”一类的辩论不像原来那样有兴趣了，对公孙龙也渐渐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