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6年10月，西路军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无任何救援，视死如归，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的20-30余万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值此特刊发金一南少将的文章（之二、三），以飨读者。

二、为什么要“孤军深入”？

为什么一支部队过河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

一方面为了取得援助，但苏联援助最早12月份才能来。先计划到定远营，后来定远营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获知援助要等到1936年二三月份才能到。

但是我们过河部队为什么要孤军深入呢？

第一个原因，今天，几乎所有的纪念馆、纪念文章都将过河之举描述为“孤军深入”。

是不是孤军深入？其实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军，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

我们今天看到西路军后来的严重损失，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

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

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二方面军1.1万人，四方面军3.8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

这是实际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站住。

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

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

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

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

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二、为什么没有东返？

如果援助越来越远，一味等待下去，会面临重大损失，可以选择回来。但西路军为什么没有东返？

从全过程来看，西路军有三次东返的时机，但都没有实现。

第一次东返机会：

1936年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名“西路军”。一个小时之后，中央再电徐(向前)、陈(昌浩)：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刚刚任命西路军一个小时之后，中央再电：

如果没把握接近新疆，如果解决不了衣服问题，可以回来。

但第一次返回的机会，西路军指挥部放弃了，仍然决心打通新疆。

11月12日，徐、陈回电中央：

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第一次放弃东返，有轻视马匪的因素。四方面军战斗力很强，一路打来，最初不以马匪为然，认为河西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真正的威胁是河东的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力量，毛炳文部、胡宗南部、关麟征部、王均部。

根据官方统计，马匪的兵力和渡河的西路军兵力相差无几。只不过马家军的装备差，大量是民团，也就是几乎未受正规训练的杂牌军。

11月16日，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对西路军构成重大威胁。

当时，河东的红军部队为减轻西路军的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提前发起山城堡战役作为策应，迫使毛炳文部奉胡宗南之命掉头东返，于11月26日回到河东。

毛炳文部返回河东后，西路军总体松了口气，认为主要威胁解除了。当时中央是希望西路军东返的，以增强河东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红军力量。

但鉴于河东国民党重兵云集，河西仅有马家军，西路军领导仍然选择西进，认为有把握在河西走廊创办根据地。这些都有当时的电报为证。

然而11月18日，古浪战斗失利，九军损失了2000多人。这给了西路军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就是马家军并不简单，作战能力还比较强。

但这时，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第二次东返机会：

高台作战以前，西路军已经比较困难了，中央已下令东返。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

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后来回忆：“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即东返），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东返），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的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从陈昌浩的回忆看，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西路军的大多数领导也不愿意东返，就是陈昌浩个人觉得应该选择东返，但是他没有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他讲这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

于是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失去了第二次东返机会。

第二次东返，是西路军最好的一次机会。当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天寒地冻、民情不通。

马家军又是骑兵，行动飘忽快速，使西路军处境越来越困难。

如果西路军当时东返，甘肃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兰州的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予以配合。

河东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王均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是战是和一时难定情势，因此处于彷徨之中。这是当时西路军有可能各个破敌、安全返回的重大机会。

但这次机会也没有抓住，又失去了。

第三次东返机会：

高台作战失利后的方向选择，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1937年1月20日高台陷落，对西路军震动很大。21日凌晨1时，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返，中共中央接到西路军要求东返的电报后，立即要周恩来协商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并授予西路军领导“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行动自决权是中央给战区领导的最高授权，行动方向可以自己确定。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失去东返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来看，一次一次机会的失去使西路军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困守倪家营子。当然最后中央也有电报：

你们坚守50天就有办法。

后来又说：你们坚持30天就有办法。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坚守到最后。

国民党方面关于“河西走廊之役”（即我们所说的“西路军征战”）的记载：

始于1936年10月12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至次年4月底安西截击止，在整整半年时间当中，最惨烈的战争有四次，第一是克复古浪，第二是鏖战高台，第三是倪家营子拉锯战，第四是扫荡梨园堡。

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倪家营子是最后一战。在倪家营子三进三出，当时有战略方案选择问题，有作战能力评估问题，也有领导层的犹豫问题。

徐帅后来回忆：“不能利用当机决断权。中央已经授予了可以临机决断，结果来回地犹豫。”

最后时刻，1937年3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复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地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

一个是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第二是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须轻装，均须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石窝会议回复中央及军委：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

（二）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即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由卓然、先念、李特、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组成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徐帅到了晚年讲起来，后悔的就是这一点，认为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脱离部队。

（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说：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在最困难的时刻，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李卓然出任政治领导。当时石窝会议决定：尚存人员编为三个支队，李先念支队、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分散游击。

西路军工委随李支队行动。河西走廊两边，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荒漠戈壁，在这样的区域里打游击非常困难，不毛之地，生存都成问题。

石窝会议后不久，张荣支队、王树声支队先后被敌打散。唯李先念支队经过极其艰苦的转战和漫漫长途跋涉，最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成为西路军中唯一一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队伍。

全部力量最后仅余四百多人，西路军受到重大损失。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金一南《心胜》3，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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