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张作霖和他的奉系最初崛起于清末民初，但在目前出版的书籍中，关于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却几乎无一例外、大同小异地把张作霖的表现写成“墙头草”、“走钢丝”。事实究竟如何

张作霖对日俄侵略者“双管齐下”、“墙头草”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三份日方资料。

1919年《盛京时报》一篇名为《民意投票总统的次点之张作霖》的文中写道：“……日俄之役，张氏率部投俄军充义勇队，嗣在锦县为日军所获，将处死，日军中有江户川中佐者爱其才，为之请命而释之。张氏感激之余，即请率所部为日军别动队，聊以图报……”据此说，张先在俄军中做义勇队，被日军抓获后又改投了日军。1936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对华回忆录》中则称，1904年12月，日本陆军满洲军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进行间谍活动时，曾住在张作霖家中，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还派他赠给张作霖银币一千元。1936年日本“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记载：日俄战争后，井户川辰三少佐为新民屯军政署长，在当地日本宪兵以“俄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张作霖后，他设法释放了张，还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他捺了手印”。

上述史料来源均为日方说法，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中的说法则与日方完全不同。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为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职务相当于营长。战争期间，日本曾照会中国外务部，照会称“新民屯营官张作霖所部为俄军做向导”，而面对如此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国方面高度重视，立即饬令奉天当局查明上报。新民知府增韫，即张作霖的上司，随即向上级呈文称，张作霖所部当时在彰武县剿贼，“绝无为俄向导之事”。同时，张作霖本人也亲自给盛京将军增祺呈文辩白。

在1936年，正处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的准备阶段，因为此前在侵占东北的过程中，日本受到张氏父子的抵制和反抗，日本先是制造“皇姑屯事件”刺杀了张作霖，后来又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既然日本侵略者对张家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那么日本在1936年的那种背景下编纂这些书籍时，对张作霖早期行为进行肆意伪造和抹黑似乎也是非常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