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风行了10年的诗歌思潮，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朦胧诗派”，在一片“打倒北岛”的尖锐叫喊中，落下帷幕。这一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在走向社会的同时，也走进了相对沉闷的90年代。

但余波犹在，余热尚存。一群劫后余生的诗歌赤子，依然不改初心。像我们这些80年代中后期“崛起”（徐敬亚语）的校园诗人，曾以各高校文学社掌门的身份，四处交游，将诗歌火种撩拨得猎猎如旗。我曾赴武汉大学访李少君，去岳阳师专见许奔流；湘潭大学王伏虎率文学社，还有益阳师专文学社等，纷纷来湖南师大麓山论剑，湘水诵诗。当时，我还和陕西西安的秦巴子、甘肃酒泉的柏常青、湖北潜江的柳宗宣、黑龙江大庆的姜红伟、浙江杭州的王道坤等，有着较为密切的通信联系。

毕业后，自己有了固定收入和根据地，诗人之间的奔走交流并没有停止。1990年，我在湖南师大教工二舍接待了湖北襄阳诗人毛翰和他的夫人，他夫人从襄阳师专到我们师大体育系进修，他趁机过来看我。毛翰后来去了福建泉州，成了一名歌词作者，偶尔通过邮件发来他写的歌词给我欣赏。

同年秋天，我坐长途客车去湖北沙市（现为荆州市）总工会宿舍找诗人高柳，并结识了刘洁岷。高柳更像是诗歌活动家，我的第一部诗集《月下看你》就是他主编的，后来才知道用的是伪造的香港书号。不过据说，他也是受了另一名书商同时也是诗人的骗。那套诗集里还有刘洁岷一本。与高柳不同，洁岷一辈子都在写诗，后因诗歌创作业绩调到武汉某高校教书。多年前，我曾写过一封信给他，未收到回复。大约书信往返的那个时代是彻底过去了。

1991年春末，我接到《诗刊》社赴南京参加笔会的通知，特意先到杭州，见老朋友王道坤。和道坤兄通信经年，在他主持的《莫干山诗报》上发过不少作品，有机会去杭州看他，我很是兴奋。还记得道坤兄居住在杭州莫干山路旁的一栋单位公寓里，在走廊里做饭菜，酷似我住的师大教工二舍。他夫人就像一位邻家姐姐，不太说话，吵得一手好菜。我在道坤家里住了一晚，他带我去见了诗人李郁葱。郁葱诗好，心气亦高。第二天，道坤骑着他那辆浑身都响、只有铃子不响的破自行车，将我送到杭州长途汽车站，目送载着我的客车向南京开去。道坤当时的职业是一名司机，他曾向我炫耀，他开车10多年没出过哪怕是一起小事故，相反，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诗歌。

不知道道坤是哪一年去的广州，而且由一名职业司机摇身一变，成了报纸的美容师和策划师。几年前，我们碰巧联系上了。他说，长沙《三湘都市报》的版式就是他设计的，他曾到《三湘都市报》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单位距《三湘都市报》仅一街之隔。缘分就像命运的书僮，和命运一样常常捉弄人。更不好意思的是，我掉过两次手机，将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道坤的号码又给弄丢了。道坤瘦高个，戴眼镜，烟抽得厉害，写字一笔一画，绝不苟且。他是一个兼具聪明和厚道的人，但在生活上不算顺利，后来大概也不写诗了。他不写诗我不觉得惋惜，我内心非常希望他能过得幸福。毕竟，在生活面前，诗歌是次要的。

顺利抵达南京，住玄武湖边的金陵石化宾馆，《诗刊》社来了王燕生、林莽、周所同三位老师。王老师潇洒，林老师朴实，周老师深沉。我被分在王燕生老师那组，王老师也是“长沙伢子”，老顽童一枚，喝酒、跳舞、聊天，倜傥不羁。无论何种风格的老师，对待学生都非常认真，一段段一句句过关，一首诗一首诗过关。那种诗艺的磨练，此后难再得。同期学员里面，很多比我有才气，奇怪的是，除我之外，他们现在都不写诗了。我和湖南株洲的蒋非非还有联系，但也再没读过他的诗歌。

90年代，我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与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诗人的交往。1990年，我参加香港主办的一个诗歌比赛，获得优胜奖，奖品竟是一本没有一首诗歌的《石头》杂志，但这本杂志的后面附录了港台两地所有诗歌刊物的地址。我从中选了三四家喜欢的刊名，兴冲冲地写信过去。我最先收到的，是台北《秋水》诗刊涂静怡主编热情洋溢的回信。从此，我与静怡女士和《秋水》诗刊保持了长达20多年的“亲密接触”。

那时因暌违已久，两岸还有很深的神秘感，给台湾去一封信是生活中一件很大的事。我冒昧给静怡女士写信，能够写繁体字的地方尽量写上繁体，怕她有阅读障碍。还必须去邮局买那种专用的航空信封，在信封上写地址是用中式还是西式，都琢磨了好一会，因为当时向台湾那边写信的人极少，无法打听，只有自己摸索。这么多年来，无一例外的是，收到每一期《秋水》，扉页必定夹寄着静怡女士亲制的那种古典雅致的信笺，散发着淡淡馨香，上面写满她那斜斜的、纤细优婉如五线谱的字体。

1998年，《秋水》为庆祝出刊100期举办“鄂尔多斯草原诗会”。我决意前往。那一年全国大水，洞庭湖像一只满溢的小水杯。为了不让洪水耽误行程，我提前了几天出发，辗转大同、五台山等地，在一个深夜抵达呼和浩特。翌日一早，静怡女士专门找到我，早餐时邀我坐在她的身边。

那次诗歌之旅让我真切感受到《秋水》的号召力和静怡女士的人格魅力，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绝大部分是自费）聚集内蒙，都是为了来见“大姐”一面。那个每信必复、每期都为诗友奉献一本精美《秋水》的“大姐”，微笑着和诗友们一一打招呼，她送给每位诗友一样小礼物，经济拮据的诗友还发给他们一定的“补助”。我就是在内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在连绵不绝、有如黄金海岸的响沙湾，在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在诗情与友情一并熊熊燃烧的篝火边，结识了好几位台湾诗友，比如儒雅的绿蒂、豪爽的风信子、内敛的赵化、秀美的琹川……离别那个夜晚，大伙彻底不眠，纵酒高歌，终至相拥而泣或抱头大哭。

2003年，第23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台北召开。因静怡女士说项，我有幸在被邀之列。但陈水扁政府百般阻挠，大陆诗人均未能成行。静怡女士非常气愤，她和《秋水》诗社社长绿蒂先生合计，以《秋水》诗刊创刊30年为契机，再次邀请大陆诗人赴台。我就这样，于2004年2月13日，有惊无险抵达台北。第二天，在两岸诗学交流会上，我再次梦幻般地坐到了静怡女士身边。

《秋水》诗刊40年一共出过5本诗选，即《盈盈秋水》《悠悠秋水》《浩浩秋水》《泱泱秋水》和《恋恋秋水》，全部由台北有名的汉研色艺出版发行。我除了没赶上15周年庆的《盈盈秋水》外，其余四本都有幸参加了。随着《秋水》影响力日增，作者队伍日益壮大，这几本诗选阵容也越来越强，作者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到《恋恋秋水》时，入选诗人多达198位。

其实，一本诗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次际遇，一场缘分，一段感情。写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寻找生活中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花草，是为了开拓我们自身的风景。与《秋水》二十多年的结缘，我得到的收获远远超越了诗歌，它让台湾成为了我心灵中的一块重要版图。我的作品陆续在《秋水》《创世纪》《葡萄园》《笠》等台湾诗刊上发表，并于1991年入选《创世纪》诗刊“大陆第三代现代诗人作品展”，主编洛夫亲自撰文评论。直到2007年，我前往郴州参加诗屋掌门欧阳白主持的“洛夫诗歌朗诵会”，才第一次见到洛夫老师。

在长沙，我见过洛夫老师三次，还见到过向明、刘菲、台客、廖信忠等台湾诗人和作家。向明老师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他的妹妹和其他亲戚都住在长沙。我和他妹妹通过电话，荣幸列席他在长沙举办的七十寿宴，并在那次活动中结识了南京诗人蔡克霖。刘菲在台北《世界论坛报》主持副刊《世界诗叶》。他来过长沙一次，我去宾馆见他，相谈甚欢。2001年，我突然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写了一首《悼刘菲》，刊发于《秋水》诗刊第112期。台客是台湾的年轻诗人，现在是《葡萄园》诗刊的主编，他背包来大陆旅游，在长沙见到我和“新乡土诗派”的发起人江堤。江堤请我们两个在岳麓山脚下一个粉店里吃粉，那个场景永不磨灭，而江堤兄一晃去世十三周年了。

我的“海外事业”不断拓展，作品相继闯入香港、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刊，并被译成世界语、英语、日语等。值得一提的还有，结识香港诗人王伟明，通信甚多，每期得到他寄赠的《诗》双月刊。大约是1993年，他从香港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在长沙火车站的月台上匆匆见了一面，他送给我一个《诗》双月刊的笔记本。第二年，我和李元洛老师一起，为该刊最后一期的“湖南省专辑”组稿。多年后，《诗》双月刊曾有过短暂的复刊，现在应该是彻底停办了。我还结识了菲律宾诗人和权、云鹤。和权可以说是菲律宾最好的华文诗人，我曾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他主持《万象》诗刊，也是一张报纸的副刊，我寄给他的所有作品都发表在了《万象》上。1992年，他盛情邀请我加入“菲律宾华人现代诗研究会”，《万象》诗刊总第56期刊发了我的入会消息。

我在90年代诗歌创作的最大成绩应该是“新乡土诗”了。大学末期，比我年长几岁的青年诗人彭国梁、江堤、刘清华、曾鸣等带着我这个拖油瓶，我们拜师访友，写同题诗，呷臭豆腐，筹备潇湘诗会，酝酿新乡土诗派，忙得不亦乐乎。我记得那时，小说家何立伟也热衷于诗歌，他和曾鸣是好朋友，两人总是骑着一辆破摩托，腰上别着一只麻将袋子，手上拿着“潇湘诗会”节目单，一边落实诗会人选，一边召集麻坛高手。有一次，师大朝暾文学社邀请何立伟讲课，何立伟讲了两句名言，一句是“作家的经验谈都是不可信的”，另一句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就读诗，我写诗的时候就读小说”。

江堤、彭国梁、陈惠芳是“新乡土诗派”的发起人和主要诗人，但无疑，唯有江堤是这个诗派的灵魂。他召集诗歌活动，请评论家鼓吹诗派的主要诗人和作品，办《新乡土诗》杂志，编辑《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新乡土诗派作品选》……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新乡土诗派”硬生生地推进了诗歌史，使它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遗憾的是，2003年7月，江堤因病去世，“新乡土诗派”随即土崩瓦解。

在校园诗歌和新乡土诗派混出了点江湖名声，我的作品进入了《湖南新时期10年优秀文艺作品选·诗歌卷》《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青年诗人三百家》《当代中国青年诗选》《中国新诗人成名作选》《青春诗历》等权威选本。1993年春节，青年诗人谭旭东从老家东安县找到长沙我的寓所，这大约是我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采访。旭东撰写的《人如月，才似水——青年诗人吴新宇印象》发表于《北方周末》和《湖南日报》。不久，漂亮的诗姐方雪梅写了《新宇手中那支笔》，刊发于《湖南工人报》；恩师戴海撰写的《悄然上路》刊发于《人民之友》杂志，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有一次，在新华书店收获到惊喜。大约是1994年吧，我去袁家岭省新华书店淘书，看到一本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青春诗探秘》，作者刘江。我好奇地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翻开一看：第六章《当代中国青春诗21家风格概览》中，竟有专门一节评述我的作品，小标题为《吴新宇：满身牛气的初生牛犊》，其余20家还有郭小川、李瑛、舒婷、车前子等。我当即看得“满身牛气”，心潮澎湃，有人将自己与前辈大家如此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

90年代倏忽而过。20世纪初，我因主持《大学时代》杂志社，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辗转于经营，消磨于俗务，完全与诗界绝缘。2007年杂志因故停办，我重新握管，待收拾旧山河时，才发现物换星移，人事皆非。好在诗歌总在那里，等着我的缱绻和热爱。对于我来说，虽然诗人们很陌生了，但诗歌永远是熟悉的。在长诗《原野》中，我如是写道：

我愿意，在这里交出

诗人的身份

重新做一名楚国的逐臣

我愿意为香花立传

为水草明志

我愿意在这里，刺瞎自己的眼睛

将它当作一只

纯粹盛放月色的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