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发生的辛酉政变，是晚清史上所发生的一件足以改变政局走向的大事。

自清代开国以来，祖制重顾命，并且严厉禁止女主临朝。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代皇帝，虽然都是冲龄即位，但都是靠摄政王或顾命大臣辅佐，并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故事发生。

按照咸丰生前的安排，依然是遵循祖制，留下八位顾命大臣辅佐皇长子载淳，直至其成年亲政。可咸丰没有料到的是，枕边最亲近的两位后妃（皇后和懿贵妃，即后来的慈安和慈禧太后），在自己尸骨未寒时，就遽然发动政变夺权，打乱了自己的所有安排，导致清末逐渐走上了女主独裁的道路。

当然，仅靠深宫中的两位妇人，是难以做成这种大事的。两宫皇太后，只是从名分地位上赋予了戊戌政变的合法性，而实际在背后出力和谋划的，则是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訢。

从本质上来说，辛酉政变是一笔权力的交易——咸丰生前把蛋糕都给了顾命八大臣，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推翻了八大臣，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个双赢的局面。

慈安和慈禧太后得到了垂帘听政的大权，那么与此同时，也要对在政变中出了大力气的恭亲王进行酬庸。

要报答奕訢这样的大功臣，两宫太后的安排，不可谓不尽心，给出的酬劳，不可谓不丰厚。总的来看，两宫太后一共送出了三个大礼包，且个个都是极高规格，甚至是空前绝后的赏赐。

第一个大礼包，是赏给奕訢“亲王世袭罔替”。讲到世袭罔替，需要先了解清朝封爵的世袭制度。一般来说，清宗室的封爵是降等承袭。比如父亲是亲王，那么儿子继承爵位时，降一等为郡王。如果后世没有立下功勋，便继续降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直至成为普通宗室。

但如果有“世袭罔替”的特权，那么爵位在传递给子孙后代时便不会降级，一直都是亲王的级别，这就是俗称的的“铁帽子王”了。

自清朝开国至此，一共只封过九位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清初所封，第九位怡亲王为雍正之十三弟允祥。奕訢能被封为铁帽子王，是朝廷极大的恩宠。然而，奕訢对此却坚辞不受，最终朝廷改赏他领亲王双俸，也就是领两倍的工资。

对于奕訢坚决不受世袭罔替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本人比较谨慎，因为刚刚立下大功，而且已有议政王的头衔，如果再受铁帽子王的赏赐，恐怕有功高震主的嫌疑，引起太后和皇帝的猜忌；而另一方面，咸丰临终前，并没有提拔奕訢为铁帽子王的遗诏，若就此接受，从感情上也不太过得去。

直到后来同治成年大婚时，奕訢才接受了世袭罔替的赐封。

第二个大礼包，赏赐的是奕訢的女儿。根据清朝的祖制，皇帝之女称为公主，其中皇后所生的称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的称和硕公主；王公的女儿则称为格格。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奕訢的女儿接到宫中抚养，而且加给她固伦公主的称号，也就是后来的固伦荣寿公主。既非皇帝之女，又非中宫皇后所抚养，却能加以固伦公主之称，自清开国以来，更是前所未有的恩赏。

不过，对于朝廷的这一恩赏，奕訢也和前面一样，不太愿意接受。在同治四年（1865年），奕訢上疏恳请两宫太后撤除自己女儿的“固伦”称号，并得到了批准。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奕訢害怕风头太过，不能持盈保泰的缘故。

两宫太后给出的这两个大礼，本来是想收买人心，没想到奕訢对这些却不太感冒。不过，她们送出的第三个大礼包，却是暖到了奕訢的心坎里。这是一份对奕訢母亲的赏赐。

奕訢的母亲，是道光皇帝的静妃，咸丰登基后尊为静太妃。静太妃生前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当上皇太后。静太妃虽是咸丰养母，但她并非中宫，也非皇帝生母，按照祖制，没有封为太后的理由。

但在静太妃临终前，奕訢自作主张，在没有得到咸丰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拟旨封了静太妃为太后。咸丰皇帝对此非常生气，虽默认静太妃的太后身份，但却“不系宣宗谥，不祔庙”，相当于一个有名无分的太后。

为了让奕訢释怀此事，两宫太后便特旨给奕訢生母尊奉谥号、升祔太庙。仅有这一件事，奕訢欣然接受，没有推辞。可见恭亲王奕訢是个比较孝顺的人，而他的孝心，也成为了太后收买人心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