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内容来自单向空间和蜻蜓FM 联合出品的音频节目《艳遇图书馆》
艳遇图书馆 第四十站
坐标:阿姆斯特丹
旅途荐书:《罪孽的报应》
随身音乐:《Amsterdam》
艳遇图书馆第 40 站,许知远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首都,曾经无比繁华的世界贸易中心。
稍微和往期有些不同,这次许知远更想从历史的流动感出发,发掘不同文明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土地上,横向延伸至亚洲的彼岸,纵向则贯穿整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崛起、辉煌、衰落、恢复、正常再到某种自由的达成,这一切都让旅行不再只是平面的记忆,而成为了一次立体的、生动的疯狂冒险。
(以下为第四十期《艳遇图书馆》文字节选)
【邂逅之城:阿姆斯特丹】
“曾经的全球贸易中心”
上次我们讲了长崎,其实阿姆斯特丹和长崎有相似的感觉,因为它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城市。在 17 世纪,荷兰是世界霸主,阿姆斯特丹是它的中心——全球贸易网络的汇集地,欧洲霸权的首都。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荷兰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很活泼、多元的欧洲小国;阿姆斯特丹则变成了一个自由文化的象征,一个宽容之城。
在阿姆斯特丹,各种语言、各种肤色混杂,总让人感觉非常迷幻。印象很深的是我沿着它的那条运河走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建筑,我的朋友跟我说,那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遗址。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穿越,因为东印度公司在 17 世纪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它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贸易,把亚洲的香料运到欧洲,同时还和很多亚洲城市有着经济往来,比如台南、澳门,还有上次说的长崎。不禁让人感慨这么小小的一个荷兰,在当时却拥有着与它的国土不相匹配的世界性力量。
▲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旅途荐书:《罪孽的报应》】
“不同文明之间总是相互勾连”
今天我要读的这本书叫《罪孽的报应》,一本很有趣的书,关于人怎么面对自己的记忆和曾经犯下的罪恶,是混合了历史、游记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著作,也非常有文学性,写得很漂亮,作者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叫伊恩·布鲁玛。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倪韬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理想国 出版
伊恩·布鲁玛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个作家之一,我 20 多岁看他写的各种游记——关于菲律宾的,关于韩国的,关于日本的——很有意思。他也属于那种我很喜欢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他会荷兰语、日语,会中文,更不用说英语和德语。为了写《罪孽的报应》,他去日本和德国做了很多旅行,跟很多人交谈,探讨他们的战争意识以及战争留下的阴影。
▲荷兰作家、历史学家,《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
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描述,比如他对战争记忆的一些描述——日本人是战争中的失败者,但其实他们很少会记住那些加害他国人民的历史,反而会强调自己受伤的记忆,尤其是原子弹对他们造成的特别强的创伤。伊恩·布鲁玛写道,
直到现在,日本人每谈起战争指的往往是和美国打的那场。其实许多对侵华战争怀有很深保留的日本人,说起 1941 年对美国发动的攻击,心中洋溢着的也是某种爱国者的骄傲。他们对南京大屠杀怀有罪孽感,并不意味着对珍珠港有同样的罪孽感。和德国人一遍遍地被告知要记住纳粹和大屠杀不同,日本的年轻人只想着广岛和长崎,可能还有南京,但仅限于被自由派的中学教师和记者们硬牵着走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同。为什么我今天讲到阿姆斯特丹却没有怎么描绘这个城市,其实我是想传达一种感觉,即不同文明之间的勾连和联系。比如说我们讲到长崎的时候,会联想到它过去和荷兰之间的商业贸易——荷兰人非常艰苦地试图在那里获得利润,获得金钱,而代价则是一直放弃自己的尊严。你会从中看到这个商业帝国的另一侧面,它是高度逐利的,但或许缺少某种内在张力。和亚洲这些国家进行这么大规模贸易所产生的腐化,究竟会对当时的荷兰共和国或者对现在的荷兰产生什么影响?
▲17 世纪的荷兰,被称为世界的“海上马车夫”
而回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作家伊恩·布鲁玛,虽然出生在荷兰,但他却是一个亚洲问题的专家,从他的视角所勾勒出的日本精神又会是什么?我就特别喜欢整个历史中这样的流动性,以及文明之间彼此边界的破除感。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书写中,所有的文化中最让人着迷的部分。
而且我有时候感觉荷兰这个国家,因为是小国,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历史的摧残后,它的某种自我中心意识或许很难再强大起来,可正是因此,它能够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而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巨大的自由?我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这种自由精神,会经常惋惜——我们是不是太受困于如此庞大的领土以及人口所带来的某种封闭感?
现在来读这本书的其中一章:
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对谁是我们的敌人,从来就没有疑惑过。当然,敌人是苏联。但以一个 20 世纪 50 年代的荷兰小男孩的见识而言,这个敌人未免有点遥远了。事实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敌人不是苏联,而是德国鬼子,他们是漫画书里面的恶棍。我小时候在海牙那地方就看这样的书。没错,我说德国鬼子是指所有德国人,而不只是纳粹。
德国人在 1940 年至 1945 年占领过我们,这之后我们的敌意是针对德国民族及人民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个意识形态。是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做工,他们把碉堡丢弃在我们的海滩上,就像巨大的石头蛤蟆,黑黢黢,潮呼呼的,还散发出一股尿骚味儿。我们是不许进到那里面去的,听说有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进去了,结果让生了锈的德国手榴弹给崩了。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坏,以及他们自己怎么英勇。听上去似乎所有老辈儿的人,都参加了抗战。除了上街街角上那个卖肉的家伙,因为他是“通敌荷奸”,他那儿的肉谁都不买。再有就是那个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情人,大家也不去她那里买烟。
每年的 5 月 5 日下午,我们就集合在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 月 4 号是“悼念日”,到了 5 月 5 号,就是“解放日”了。4 号的晚上,会有一个缓缓行进者的队伍走过当年德国人行刑的沙丘。我在黑白电视上看到过这场面,什么声音都没有,除了缓慢移动着的脚步声,远处教堂的钟响了起来,阵阵的风略过麦克风。“五四”这天还是年轻人砸碎德国人汽车玻璃的日子,也有不少人在远处安全地戏弄德国游客的日子。
我们的校长总的来说很具幽默感,到了“五四”那天却是满眼泪花,他身着皮袍,走过通过沙丘队列的最前边,脸面上是一股古怪的凛然,就像是再度与敌人遭遇似的。有一次,我正在偷画纳粹符号,被他捉个正着,他狠训了我一顿,告诫我再也不要画这个东西,因为它充满邪恶,说那图形依然在刺痛人心。当然后来我也并没有停手,但每次画都像是在秘密作恶,心中有种破了玄虚,破了成人禁忌后的兴奋。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大致有两类,胖胖的,慢条斯理地逗人笑的一类。在好莱坞电影里,戈特·伏娄伯把这类人刻划的淋漓尽致。还有一类是瘦子,一肚子坏水,戴着单片眼镜,专门拷问人。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面那个最爱说“有办法叫你开口”的康拉德·威茨。在这些东西中,敌人总是又坏又笨。戈特·伏娄伯的电影泛滥成灾,模仿希特勒的丑角表演更是比比皆是,搞的连德语本身也成了笑柄。弄到最后,连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文了。教德文的老师采取守势,巴巴地请出歌德和里尔克,试图唤起我们对这一语言的热情;无奈效果不佳,因为戈特·伏娄伯和希特勒们已经抢先在我们心中把它糟蹋了。
▲电影《卡萨布兰卡》中康拉德·威茨的形象
二战的另一号敌人是日本人,无奈他们太遥远,无法影响我们的想象,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我毫无关联,虽然我的几个朋友是那儿出生的。但日本人也是笑话书中的坏蛋,小个儿,黄脸皮,大龅牙,圆眼睛,一边驾驶着临时战斗机,一边大喊万岁,冲向勇敢的美国飞行员。
这一印象来自一本家喻户晓的漫画书,主人翁班克·丹尼金发碧眼,精神抖擞,他的小分队活蹦乱跳,所有人都说小日本绝对不可信,他们不下战表就偷袭珍珠港。他们拔活人的指甲,他们让白种妇女向天皇下跪。我的一位高中老师曾经在缅甸铁路上做苦工,我的姨母曾经进过日本营。亚力克·基尼斯在电影中还被逼爬进热铁笼。在 1970 年和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我要么在日本,要么在日本周围从事的工作都和战争无关。但日本人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很让我好奇,他们怎么记忆这场战争,他们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子,他们又怎样看待自己过去的行径。
【邂逅之音:《Amsterdam》】
“它唱出了港口城市的魅力”
来听大卫·鲍伊这位标志性歌手的一首歌,就叫《阿姆斯特丹》。我周围很多朋友都认为大卫·鲍伊是 20 世纪几个最了不起的音乐家、艺术家之一,个人风格和音乐才华都让人震惊。虽然我对他没有那么强烈的热情,但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唱出了我心目中阿姆斯特丹这么一个港口城市的魅力。
▲大卫·鲍伊 1972 年发行的专辑中即收录了《Amsterdam》
编辑|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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