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周刊》记者 李世醒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诗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在古人心目中积淀为一种逻辑模式：饮酒必须赋诗。不论是群饮行令，还是自斟独酌，诗情都应该是酒兴的必然产物。

酒在我国源远流长，饮酒在国人的生活中早就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俗话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论富贵贫贱，通达潦倒，欢喜哀愁，都离不开酒。饮酒与文化，更是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水乳交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中国人自古爱酒，尤其是文人墨客，更是嗜酒如命。如果追根溯源，文人喜酒，诗词咏酒，大概始于秦汉之际。

战国末期，秦王扫六合之际，荆轲易水之别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时，旁边断然也是摆了酒席，荆轲的侠肝义胆和流传下来的千古绝句，其中沾染着酒香。

这一时期虽有侠客喜酒，但他们毕竟算不得文人，真正将文化与酒并在一起，大概应从汉初士族兴起算起。但汉赋兴排比铺陈，讲究语言华美，借一时的酒兴大概不易成功，因此，当时并不十分流行。

到了魏晋，从曹操开始，酒便步入了文化殿堂。曹操写诗如老将，悲壮苍凉，当然非有酒不可，在他的传世名篇《短歌行》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句子。

继曹操之后，建安七子也纷纷继承曹操的诗风。到了竹林七贤的年代，这些怪诞的文人由于对世道、统治者的不满，更是与酒为伍。他们大都饮酒不节，借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抒发表现自己内心孤独、空幻的生命体验。

在竹林名士中，阮籍、刘伶饮酒最为狂放。阮籍每饮必至大醉，有时数十日不醒。刘伶更作《酒德颂》歌颂酒神的伟大和壶中天地的自由。

东晋诗人陶渊明，亦是好酒者，曾作饮酒诗数篇，以抒情怀。有传闻轶事，说陶渊明素憎官吏，一日有某官欲结识陶，多方设谋均未果，最后在路途之中设一酒亭，引陶上当，陶渊明虽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挣不脱酒的诱惑，终致上当。这则轶事可信度相当之大，因为陶渊明为官之际，就曾将俸禄中的米改为种黍，以便酿酒，他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喝酒。

也许，正是因为有好酒相伴，才能写出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精彩的诗句。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有酒就有诗的李白，将诗歌与酒进行了完美结合。

李白生活在盛唐，国富民安，盛行侠气。豪放重义而为侠，酒当然是最好的陪衬。李白常“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亦是侠中一员。

李白一生写诗无数，为人更是大气放浪，他与酒甚至比他与诗的关系更紧密，几乎是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虽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脱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性命，但亦是酒，使他为中国后世文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且不说“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等诗中体现的他与酒结缘的生活，他饮酒的代表作《将进酒》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拍岸，气势之盛空前绝后，唯有李白此等以酒为生的豪迈之士才作得出此等篇章。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

北宋初年，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元佑时期，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的苏轼，出狱后被贬黄州，他描述自己的一件乐事：“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在贬谪中能如此对待生活，可见其旷放胸襟，乐观态度。

到了南宋，酒更强烈地激发了文人决心抗敌报国的豪情壮志。陆游的“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在醉中听到表现边塞壮士生活的《出塞曲》，诗人恨不得立刻去前线杀敌报国。

在《醉歌》中，他以“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明志，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

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中抽出宝剑在灯下看了又看，那种战斗前夜的激动难宁，那种要把敌人斩尽杀绝的必胜意志由此而现。

由于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酒也时时触引他们的悲慨：张孝祥的“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就充满了沉痛之感。

在宋朝另有一种借酒挥洒的文风，这在婉约词派中最为明显，他们与苏轼的“把酒问青天”及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风雨十年灯”截然不同，从温韦到五代的李后主再到柳三变、姜白石，皆是此类因酒感伤的文人。

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和感世伤怀。

到了李煜，酒中就只有伤逝了，他少以酒入诗，但对故国的留恋与对眼前事的感伤，却又带有深深的醉意，如他的“人生长恨水长东”“垂泪对宫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等，似乎都是借酒浇愁之作。

而柳永，终日混迹于庙街酒坊，含泪而歌，潦倒不堪，日子过不下去，当然要以酒解闷，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柳永词多而精，拟把疏狂图一醉，“强乐还无味”的句子也不少，他一生飘零，自然是比不得晏殊在自家的后花园酒足饭饱去唱“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富态。

整个宋朝文坛，因为国仇家恨，酒中的抑郁与愤慨总是多于高歌与满足的。

至元明清，诗酒联姻的传统仍硕果累累。无论从马致远的“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到陈维崧的“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从李贽的“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到杨升庵的“惯春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不是美酒浇开诗之花，美诗溢出酒之香，正是酒，使诗人逸兴遄飞，追风逐电；正是诗，使美酒频添风雅，更显芳泽。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诗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在古人心目中积淀为一种逻辑模式：饮酒必须赋诗。不论是群饮行令，还是自斟独酌，诗情都应该是酒兴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