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亦称儒学，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一般认为，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诸子百家当中较为突出的一家，但还不能成为正统。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儒学则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由这之后一直占据思想主流的地位。儒学发展到今天，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于儒家的含义和起源最好的诠解，应当为西汉刘歆在其《七略》中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家这个流派，大概是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以此来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潜游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在仁义之间的事务上，远尊奉尧舜的道统，近则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孔子被尊为他们的师表，以此来加重他们的言论，在各派道术当中是最为崇高的。”

儒学被尊为正统思想，和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

儒家思想学问中，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点，究竟什么是“礼”，孔子为什么重视周“礼”，“礼”的作用是什么？

上古时期，“礼”在国家层面表现在祭祀、政治、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道德观念、社会风俗习惯形成的各种仪制，是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婚丧嫁娶）、文化、集合。还是个人修养的体现。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孔子弟子说：“礼的应用，以恰到好处为可贵。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道理，君王治国的办法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当，但有时也会行不通。如果只为和谐而和谐，不用一定的礼制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出自论语中的这段话，将儒学中有关“礼”的作用提出来。

中国素来号称“礼仪之邦”，古人也格外注重礼仪，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尊礼而行。而南怀瑾先生在谈到“礼”的时候却说：“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仪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

南怀瑾先生在谈及儒家文化提倡的礼仪制度时，可以说感慨万千，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礼仪现象，他表示十分担忧，认为中国已不再像是一个“礼仪之邦”了，更多充斥在社会上的，是伤风败俗、蛮不讲理的行为。

南怀瑾先生说：“再讲到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等于礼的哲学。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而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南怀瑾先生解释，“礼的作用”是在于中和，也就是和平，人与人的相处，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治安，都需要强调“礼”的重要性——以“和为贵”。

南怀瑾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我们经常看到‘矫枉过正’四个字，‘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矫正得过分了，又歪了。换句话说，不是向这边歪，就是向那边歪。总之‘过正’就是歪。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地调节也不好。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太多礼了，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所以‘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地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仪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一个人不能行“礼”太过分，要将“礼”行得恰如其分，否则就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