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史上罕见的一次胜利:有理有节,赢得对手尊重!

清朝外交史上罕见的一次胜利:有理有节,赢得对手尊重!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多年间,中国与列强打交道多多,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前,不吃亏的情况几乎没有,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外交奇才曾纪泽虎口夺食,替国家保全大局,便是这稀有的一桩。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从小得到父亲的严格教诲,曾纪泽1839年出生,他懂事时,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殊死搏斗,在戎马之间,父亲仍时时惦念着儿子的健康成长,在家书中曾国藩要求曾纪泽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他还以自己的教训作为儿子的鉴戒:我一生有志学为圣贤,但是年少时修养功夫不够,所以至今仍不免有时言行不慎,你要举行端庄不可轻易讲话,这是培养德行的基础。曾国藩在信中教导后辈:钱银田产最易长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饭吃,又说:凡世家子弟如果衣食起居与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才可以成大器,假若沾染了富贵习气,则很难有所成就。

曾国藩是开明的洋务大臣,他要求孩子们也要有开放的眼光,不仅学习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努力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曾纪泽兄妹曾和父亲一起仔细研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做的大地球仪,从中了解世界的大事,曾纪泽日后出任外交使节,与他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素养有密切的关联。慈禧太后曾问曾纪泽对洋务是否熟悉,他回答说:在父亲身边多年,对此有所接触,有所了解,自己的体会是:办洋务的,难处在于外国人不讲理,而中国人又多不明事理,中国臣民当然恨洋人,这不用说,但需自强才有用处,绝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就算报仇雪恨了。

为了能够直接学习西方文化知识,1872年,33岁的曾纪泽利用在家为父亲手上的时间开始自学英语,凭借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和一部英语词典,经过几年的努力居然达到能看能说的熟练程度,在当时偏僻的湖南湘乡,曾纪泽最大的苦恼是没有人与自己用英语对话交流学习的心得,所以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太自信,“不敢说闭门造车,出门而和辙已”。曾纪泽奉命出使之前,慈禧太后案例朝见太后问道,你懂外语吗?曾纪泽回答:略懂英文、略通英语,因为是从书本上看的,所以读英语还行,但是口耳不顺,听语言较难。太后很高兴:你竟然能懂语言文字,当公使自然就行,不必事事依赖翻译。

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法国公使,1880年又兼任驻俄国公使,前后一共八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他的最大外交成绩是虎口夺食与俄国重订合约,为国家民族挽回了重大利益,在充满屈辱,记录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基本成功的例子。

1865年,中亚浩汗汗国的军事首领阿古柏趁新疆少数民族民众反清起事局势动荡不安之际,出兵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早就觊觎我国西北边疆的俄国和英国趁机联手,一面为阿古柏鼓劲打气,一面又试图控制阿古柏,以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1871年6月,俄国派出远征军侵占了我国伊犁九城,宣布该区域归俄国管辖,在与中国方面的交涉中,俄国提出新疆全境通商重化中俄边境赔偿俄方损失等等无理要求,作为归还伊犁的条件,实际上阴谋永久霸占伊犁。

1876年清政府派遣左宗棠进军新疆,左宗棠不负众望,势如破竹,一次收复阿古柏占领的全部国土,迫使阿古柏服毒自杀,左宗棠的军事大捷,粉碎了英俄联手贾古柏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也为收复伊犁的外交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78年10月,清政府派遣吏部侍郎崇厚为头等全权公使,赴俄谈判收回伊犁,愚蠢无能且胆大包天的崇厚,磨蹭了八个半月,不顾清政府“不可因为急于收回伊犁,而遗留其他后患”的一再指示,于1879年10月2日,在未经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俄方签订《中俄收交伊犁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方面虽然收回了伊犁一座古城,但将其西、北、南的7/10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国,一旦俄国再想夺城,中方毫无防御能力。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崇厚的如此昏聩昏庸之举,不仅在条约内容的丧权辱国,更是完全不懂外交使臣的办事基本规矩,自作主张不等朝廷指示擅自回国,视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为儿戏,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照会俄方不予批准条约,为了平息朝野的一片愤愤之声,3月清政府宣布给予从后空前严厉的惩处,定罪“斩监候”,就是今天所谓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此同时总理衙门委任曾纪泽为二等公使,是赴俄重开谈判。接到任命,曾纪泽对这次谈判的艰巨困难程度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已有丰富外交经历,熟悉国际公法的外交官,曾纪泽明白全权大臣与别国签订的条约,想更改是很被动的,即使对方是弱小之邦也不会欣然同意,何况此次面对沙俄这样的欧洲大国。

尽管路途艰险,曾纪泽还是毅然踏上征程!7月25日,曾纪泽一行抵达俄今彼得堡,8月4日他会见了自己的谈判对手,俄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和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俄国方面当然不高兴所签的条约被废掉,因此对曾纪泽的到来,老大不乐意。外交礼仪的套话一完,驻华公使布策,就专挑曾纪泽的软肋开刀:当年从后以头等工事的身份来俄谈判与我国签约,你们不批准,现在派你这个二等公使来,推翻前议,重新修约,请问哪有二等功是推翻头等全权公使所签制约的道理?

对于俄方的想法,曾纪泽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论:国际公约规定的清清楚楚,使节不分头等、二等,都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可以承担外交谈判的责任,国际公法还规定使节所签的约定未被国家批准,既不能生效,成为废纸一张,这些道理诸位难道不懂吗?有礼有节的反驳让对方哑口无言。成功回击了俄方的挑衅,曾纪泽胸有成竹,拿出来重新修改过的条约,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看到这修改方案火冒三丈,表示完全不能接受,8月25日俄国外交陆军海军大臣联席会议,决定借助武力逼迫中国方面接受各方的条件,会议还决定终止在彼得堡与曾纪泽在交涉,并派驻华公使注册到北京重开谈判。

清政府内也有明白人,看出来了俄国人的鬼把戏。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张之洞呈上奏折,建议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布策要来北京就让他来,如果他看到我国有必战的决心,那么条约就可以商改,如果他看到我国不能战、不敢战,那么一定会狮子大开口,贪得无厌。俄国人一定要来京谈判,意图不过如此,李鸿章也认为在彼得堡谈判还是可以争取继续的,他建议给予曾纪泽全权大臣的身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曾纪泽心知肚明俄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既不想真的再与中国开战,又企图通过战争讹诈,来赚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他约见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你们要把谈判地点改到北京去,其实对你们非常不利,你不知道我朝有很多大臣,本来就反对与你们谈判,你到北京恐怕更激起他们的情绪,再说要谈的内容,如果在彼得堡谈不拢,到了北京恐怕更谈不成,所以我建议阁下冷静的想一想布策去北京的问题。

10月谈判在彼得堡继续,俄方提出:我们交回了伊犁,必须在其他地区得到补偿不测,甚至直接问曾纪泽:你们在沿海地区何处可让,他得到了迎头痛击:中国土地,毫无再让之事。看到在曾纪泽这里捞不到什么便宜,布策又发出战争的叫嚣,我方所有条件贵公司均不能接受,那么俄国正与一战,我们将派遣海军上将前往北京送交最后通牒。

曾纪泽回答,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打仗,但是如果你们非要打,那也没有办法,至于中国的老百姓未必不愿与你们交手,我还想告诉阁下的是中国老百姓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即使一时打不过你们,但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坚持个十年八年的战争,还是没问题的,如此一来贵国耗得起吗?再说中俄开战,谁能笑到最后还真说不准,万一中国胜了,你们还要赔偿我们军费呢!

几个回合过后,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终于醒悟了,相比可能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崇厚,曾纪泽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热梅尼垂头丧气的对吉尔斯说,我相信我们不能对这些中国佬爷再抱任何幻想,他们是如此的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威胁和恐吓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看到在领土方面的讹诈无法实现目的,俄方主要是在赔款数额上牟取更多利益,而这方面正是曾纪泽谈判谋略中准备做出让步的地方,10月20日,热梅尼正确提出1200万卢布的赔偿要求,曾纪泽当然不会痛快接受,而是用缓兵之策提出“缓索伊犁”的代替方案,俄国方面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担心中国利用此计争取时间筹措军备,以便武力夺回伊犁,这时,正值率军逼近伊犁的左宗棠被朝廷召回北京,俄方更加紧张,私下里向曾纪泽打听这后面隐藏着什么重大的隐情。

曾纪泽当然明白朝廷急于妥协了事的意向,也清楚中国方面并无武力收回伊犁的实力和打算,他告诉热梅尼,你如果不讲赔偿军费,而是以补偿俄方代守伊犁的费用的名义,中国方面可以考虑。热么你大松了一口气,连忙说了一句大实话:管你们用什么名义,反正我们要钱。12月15日,吉尔斯告诉曾纪泽,我国皇上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结束所有的谈判,中国需为俄军代守伊犁一年支付1000万卢布的补偿,曾纪泽非常机敏的提醒他:阁下是否忘记了此前热梅尼已经报过账了,“代守”一年的费用是400万卢布,这个数字加上崇厚所同意的500万,一共900万卢布,这就是中国方面所能接受的最后底线。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双方均感筋疲力尽,曾纪泽在给总督衙门的报告里称,俄方代表入水不湿,近火不热,也是油盐不进、不好对付的高手,自己只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该硬扛的硬,该软则软,急也急不得,缓也缓不得,有时明知是白费口舌,还是只有耐着性子和他们周旋,这其中的艰难辛苦,真是一言难尽。漫长的斗智斗勇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曾纪泽曾商定的条约内容,电告总理衙门等待批示,同时与布策就条约的最后文本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其中又有争论和妥协,对此的态度是在和平商议之中坚持不肯苟且迁就,将有益于中国而又无损于俄方的处理原则,开诚布公的告知对方。

1881年2月24日,根据朝廷的指令,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签订《中俄修改条约》,在领土问题上条约收回了伊犁九城及其周围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保住了伊犁通往南疆的通道,但是依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赔款问题上从元一的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

很显然这并非中国大获全胜的结局,相反中国方面还是蒙受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和许多条约一样,这次依然是割地赔款,但是曾纪泽尽力了,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民族挽回了若干利益,也挽回了一些颜面,展示了中国政府运用现代外交手段努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同时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热梅尼在给吉尔斯的信中,一方面抱怨曾纪泽实在难以对付,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此人不仅在中国出类拔萃,而且在欧洲也很少见,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曾纪泽在世界外交的舞台上代表中国完成了一次基本成功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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