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做官最容易，观音菩萨却不这么认为

李鸿章曾经说：“这个世间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那么这个人就太没有用了。”

在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晚清时期，李鸿章是这个摇摇欲坠的腐朽朝廷里难得的支柱之一。他很年轻的时候，去拜访当时已经是朝中重臣的曾国藩。曾国藩擅长风鉴之术，也就是特别擅长看相。在与李鸿章交谈了几句之后，曾国藩回头悄悄地告诉自己的夫人，说李鸿章的学识、风度都有过人之处，这人将来的成就、名望将远在自己之上。

这件事既证实了曾国藩的确有识人之能，也证明李鸿章过人不同凡响。后来，李鸿章果真与曾国藩齐名，与左宗棠一道，被人誉为“晚清三杰”。但李鸿章的确也不容易。他的不容易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就是升官不易。李鸿章是24岁中的进士，出身平民，既没有名门望族的家世背景，也没有满洲贵族的血统。他唯一可以凭借的，就是才华过人。晚清政府到了李鸿章时代，已经可以说是腐朽不堪了，用人唯财、用人唯亲这已不是潜规则，而是光明正大的基本规矩。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子弟，能在这种世道之中谋取一个出身已经不易，更何况还要在各种排挤、倾轧里安身立命，更是难上加难。而李鸿章却能在千难万险、重重阻力之下步步高升，最后官居中堂，成为当时清政府举足轻重的栋梁之臣。这份不易，是常人难以企及和想象的。

李鸿章的第二个不易就是要在维护晚清政府的利益和国家兴盛之间维系一个微妙的平衡。当时的封建体制已经严重阻碍着社会发展，西方的新科技、新经济已经蓬勃兴起，拥有者坚船利炮的列强，对这个依然以长矛大刀作为军队常规装备的国度虎视眈眈。不维新就意味着落后，要维新就意味着要伤碍清朝统治者的王权和利益。李鸿章当时既要忧国忧民，更要正面面对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那个保守、固执而且多疑的老太太慈禧。这是需要比走钢丝还高明的斡旋、平衡能力的，被挤压在种种势力之中的李鸿章居然能够游刃有余，发起并强力推动洋务运动，发展新工业，组建新军队。虽然他的一系列努力并未改变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的趋势，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

既要保官位，还要干政绩，已然是夹缝里求生存，虎口里谋肉食了。而最让李鸿章精神压力倍增的，是他一生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敌人、百姓乃至朝廷的同僚谩骂为刽子手，“用鲜血染自己的顶子”，从民谣、到文人的文章、朝廷的奏折，都把形容成了一个冷血无情、嗜血成狂的魔头。虽说从现在的观点看，李鸿章的确是反动的。但他是清政府的官员，“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这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应该奉行的人生圭臬，从作为臣子的角度说，李鸿章并没有错。但他当时所承受的各种舆论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他“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起洋务运动，用新装备、新训练、新建制组建北洋水师，这本是一件强军保国的好策略。但朝廷里那些老旧的贵族和民间的知识分子诟病他“数典忘祖”、“离经叛道”、“奇技淫巧”。既然是洋务运动就必须和洋人打交道，身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还需要负责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所以必须与洋人亲近。但这又被那些“清流”弹劾为“崇洋媚外”、“投靠异邦”、“心怀不轨”。好在李鸿章具备着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斡旋能力，他既保持内心的平静，又在旧势力与新潮流、朝廷勋贵与民间清流、国内与国外的各种力量之间寻空隙、找平衡，一次次度过了危机。李鸿章并不昏聩，但他被后人认为是最软弱无能的晚清大臣，为什么？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名节，所以就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更何况一个名满天下的读书人、一个权倾朝野的朝廷重臣。估计刽子手、“奇技淫巧”、“崇洋媚外”等恶名对于李鸿章而言尚可以忍耐，但“卖国”这一罪名的分量是奇重无比的，这就等于把一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时兵临城下，败局已定，那些“罪孽沉重”的条约是非签不可的，所有“爱惜羽毛”的朝廷官员对于代表清政府签约这件事畏之如虎，纷纷避让不及。唯独李鸿章说：“我已经老朽了，对国家再也无法有什么建树了，就让我背负这滔天的骂名吧！”不说别的，就这份胸襟、气度与担当，后世该有多少人为之敬仰。

而恰好是这样一位处处不易、时时艰难，劳碌奔波了一生的人，却说做官是人世间最容易的事。那么，做官真如同李鸿章说的那么容易吗？观音菩萨也曾经遇到了这样的疑问。

有一天，寺庙里的庙祝问观音菩萨：“菩萨啊，您整天高坐在莲花宝座之上，不言不动，却受万人敬仰和崇拜；我整天忙忙碌碌，却没有一个人正眼瞧我一下，衣食也很难得到周全。这世间的事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听到此人的质疑和抱怨，观音菩萨现身了，她问这个人：“你以为坐在这里享受香火祭拜是那么容易的吗？”这庙祝说：“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四平八稳地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谁不会？在那里不用做事，不用说话，谁不会？”于是，观音菩萨就答应与庙祝调换一下位置，让那个庙祝亲自感受一下“高坐莲台，不言不动，乐享供奉”的容易。

于是，这庙祝就化身观音菩萨的模样，坐在了莲花宝座之上，观音菩萨则隐藏了法身。很快，就有人来祭拜菩萨了，那人是一个富商，跪在地上说了很多祈求保佑、祈求富贵的话语，临走的时候却将随身携带的钱袋遗落在了地上。接着，又来了一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农夫。原来，这个农夫的老母亲身染重病，但他家中一贫如洗，没有钱求医问药，所以就祈求菩萨赐福，帮助他治好母亲的疾病。这人叩拜完毕，起身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一个钱袋，里面全是亮闪闪的银元宝，立即欣喜若狂，以为是菩萨显灵，赐予了他治疗母亲疾病的钱财，于是再一番感恩戴德之后，快步离开了寺庙。

随后不久，又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到了观音菩萨座下，跪在地上祷告。这小伙子说自己的是个船员，即将有一次出海的任务，祈求菩萨保佑他一帆风顺，平安归来。这小伙子跪在地上还没有起身，只见那个第一个进来的富商带领几个家丁冲进了寺庙。原来，这富商在回去的路上发现钱袋丢失，就疑心在跪拜的时候丢在了寺庙，随即带人原路返回寻找。

碰巧的是，那个捡走了钱袋的农夫与这富商走岔了道路，两人没有碰面，于是那富商就认定在他之后再无人来过寺庙，他面前的这个年轻小伙一定捡到了他的钱袋。一个非要不可，一个矢口否认，言辞争辩之际，那富商就命家丁要拉扯那小伙子去见官。这时，那个高坐在莲花宝座之上的“观音菩萨”再也忍不住了，一股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他跳下莲花座，向那富商说明了真相。随即，这小伙子的冤屈被洗刷清白，那个富商也根据“菩萨”的指示顺利寻回了钱袋。为此，这假菩萨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主张了正义，维护了公平，甚至认为自己干得比真菩萨还要出色。

等一干人走后，庙祝回身开始对观音菩萨显摆自己“做菩萨”的功绩。岂料观音菩萨却对他嗤之以鼻“你以为自己主持了正义，实践了慈悲？其实你造作了三桩罪孽”。原来，那富商丢了钱袋，被农夫捡回去救治母亲的疾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会积一场了不起的功德；那农夫是个孝子，用捡回去的钱给母亲治好疾病，他可以更好地尽孝道，奉养母亲，这也阴德不小；那小伙子是个船员，他这次出海海上会有狂风巨浪，他那一艘船的人会全部丧命。而富商误会他，拉他去见官，不过会让他遭受十来天的牢狱之灾。之后，也会因为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十来天的牢狱之灾，却可以让他夺过船覆人亡的重大灾难。眼看着三场功德与善事，被庙祝搞成了两人丧命、三家失福的祸事。

因为观音菩萨有天眼通，所以能够看透富商、农夫、船员三人之间发生事情的真相和因果。倘若当时仍然是真菩萨在座，当然会因为通透始末而以“不言不动”的方式促成这三间功德。但那庙祝却是一介凡夫，他只能看到表象，而无法透视真相，所以“好心办了坏事”。这件事不见于任何佛教典籍，是一个民间流传。从佛教的角度讲，主要是要阐明“五度如盲，般若为导”的道理，意思是说不论做人还是处事，都需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引导，任何善良的动机之下，都有可能造成错误和罪孽。

这个有关佛教的善巧方便故事，其实也可以用为官之道的角度来诠释。菩萨高高在上，就好比人世间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富贵的官员。人们都羡慕做官者的享受与权势，但却很难设身处地体察为官者的不易；人人都以为自己要是做官，肯定比别人做的好，就如同那个庙祝，也要和菩萨调换位置。但事实证明，居高位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慈悲，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李鸿章的事和观音菩萨的事几乎是两个鲜明的对比：一个“不言不动”的“做官”者，认为官不好做；而一个处于千难万险之中的做官者，却认为人世间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做官。其实，李鸿章的话更像是对当时官场风气的讽刺。如果一个官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尸位素餐、毫无建树，只求私利、不谋国事，浑浑噩噩、随波逐流，那么做官的确是一个最容易不过的事，这样的官要是还不会做，那真真是世上最无用的人了。而要像李鸿章那样忠心谋国、敢于担当、勤政操劳，做一个对得起俸禄和名位的官，的确不易；倘若再要像观音菩萨那样，通彻因果、普施教化、救拔众生，则更是难上加难了。

（原创作品，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