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读法》 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

西川是诗人，诗人解诗，别有洞见。《唐诗的读法》不着意如何解读唐诗，而是关注当下我们如何读唐诗，或者说，如何学习唐诗、欣赏唐诗。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西川提问，“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西川认为“供起来读”，一种是“以面对永恒的态度来面对古人作品，希冀自己获得熏陶与滋养”，另一种是“为了向别人显摆修养……以确立锦心绣口的形象”，两种态度出发点虽不同，与李贺所说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则相差不远。他更寄望成为古人的同代人，进入古人的创作现场，了解“古人为什么这样做”。

诚然这是西川的出发点，只不过，西川理解的“为什么”定然是西川的理解。我之所以用这样绕口的表达形式，是为了突出西川的理解里极其强烈的个人特色。它是恣肆的，同时也是有些偏激的，甚至匆促的定论。最鲜明的，莫过于西川强调的，“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西川说，“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赴宴就写诗？一送别就写诗？一游览就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写诗？不可能有那么多灵感！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源于“随身卷子”，类似于今天好词好句集萃的写作参考书。西川指出了唐诗创作的一种套路。什么是“类型化写作”？很难准确定义，一般而言，指向模式化创作，原创性与文学性偏低。然而以此推之为“类型化”，是否妥当？我以为，任何体裁的写作都有其模仿或参考的对象或所谓“技术性秘密”，中国古代文学里有大量重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唐诗创作有模板无可厚非，并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呆板的，唐诗的万千气象不必我赘言。

西川随后补充，写诗当然不仅是套路化的书写动作，它还牵涉到历史、制度、文化风气等因素，尤其与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关。西川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唐诗在整体上是从属于进士文化的组成部分，哪怕像李白这样被排拒在体制之外的大诗人，也不是不想参与，而只是没有资格参与，李白的“飞扬跋扈”恰恰是与进士文化的反作用力有关。西川对李白的心理描绘大约受到了西学的影响，毕竟西川精于现代诗创作与翻译。

唐诗创作动因，大都出于儒家师教，秉之六经，归乎雅正，其中的功利思想确如西川所言，亦即通常所说的“诗言志”。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大抵不过如此。西川举了八点理由，利落地分析了诗歌繁盛为何在唐朝。包括文体的嬗变、隋唐的学风、唐皇的推崇、民俗的变化等，这些论述精要简洁，颇有见地。不过，八点之后的结论，我仍然不敢苟同。西川说，唐朝成为诗歌的朝代，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

西川在其他文章里早就有过这类看法。但也有人指出，西川的说法源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只言片语，并非西川的创见。

但在这本书中，西川有一点讲得非常明白，他并非要损害中国古典诗歌的尊严，而是要解除现代人所谓“古典情怀”的种种迷思。西川的问题意识带来启发性的思考，而思考是突破所有“类型化写作”壁垒的最好途径。（文学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