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王即位后,燕国内忧外患,国事艰难,为了洗雪被齐国侵略的耻辱,燕昭王向郭隗请教招贤纳士、富国强兵之道。郭隗讲述了一个“千金市骨”的故事,并以千里马马骨自喻,请燕昭王从重用自己开始,为燕国吸引更多的“千里马”。于是,燕昭王奉郭隗为师,并在国力贫弱的情况下,不惜拿出巨资,放下姿态,修筑黄金台,广聚天下英才,一时出现了“士争凑燕”的盛况。
千百年来,“燕昭王求士”的典故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一说即为燕昭王黄金台旧址,赋予了北京这一重要地铁站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励着后来治国理政者积极开门纳贤,求取人才,把得人才视为得天下、强国家、成事业的不二法门。殊不知,燕昭王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求才,更在于用才。如果说,发现和获得人才是燕昭王成功的前提,那么,使用好人才则是其成功的关键。
在燕昭王使用的众多人才中,乐毅尤为著名。乐毅是魏文侯时期名将乐羊子的后裔,他来到燕国后,燕昭王直接封其为亚卿,相当于副宰相。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受到如此赏识的乐毅整天不是饮酒作乐,就是钓鱼打猎,对于燕昭王请教的问题不是装傻充愣,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极为漫长,将近三十年,以致司马迁在《史记》里只能用“久之”一词将乐毅的这段“辉煌”经历一笔带过,乐毅身居亚卿之高位而无所作为的窘境也就可想而知。面对魏王、齐王的嘲笑和大臣们的不满,燕昭王却始终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对乐毅尊崇有加。终于有一天,乐毅一身戎装深夜求见,自陈从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韬光养晦、掩人耳目,并献上了联合赵、楚、魏(后韩亦加入)共同抗齐的计策。于是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合五国之兵而攻齐”(《战国策·燕策二》),破强齐于济西,为燕国一雪前耻。
燕昭王死后,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这个时候,乐毅已经攻下了齐国的七十余座城池,只有莒和即墨两处没有归服,但也已是燕国嘴边上的肉了。齐国大将田单便使出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在燕惠王耳边吹风说:“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史记·乐毅列传》)燕惠王果然上当,派骑劫代替了乐毅,终被田单击败,齐国的城池也尽被收复,燕昭王数十年的努力转眼付诸流水,燕国从此一蹶不振,乐毅也被迫远遁他乡。
同样是乐毅,在父子二人的手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该如何使用人才的问题。
从现存史籍可见,燕昭王使用人才,有六个关键要素:
一是察而后用。乐毅虽为名门之后,早年便有贤能之名和“好兵”之长,且在赵国即被举荐为官,在魏国也被委以使职,但燕昭王仍在乐毅为魏昭王出使燕国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考察(乐毅自谓“假节于魏”而“得察于燕”),且考察工作都是燕昭王亲自部署、亲自落实。燕昭王究竟是如何考察人才的,具体细节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这却是极为关键的一环,精准的考察保证了对所用之才心中有数。
二是唯才是用。一旦确定乐毅确有真才实学,燕昭王即“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大胆进行使用。而且,乐毅是魏国人,剧辛是赵国人,邹衍更是与燕国有着深仇大恨的齐国之人,但在燕昭王手中均得到了重用。燕昭王不仅能够做到“不以禄私亲”,更能不存成见、不拘于一国一域,真正做到了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这在现在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2300余年前世卿世禄用人体制影响仍极为深刻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远见。虽然燕昭王所重用的人才多为世家贵胄,鲜有平民子弟,未能完全做到贵族寒门一视同仁,但仍旧迈开了可贵的一步。
三是用人之长。郭隗、邹衍、乐毅都是人才,但他们的才能又都不一样,郭隗善计谋,邹衍善推演,乐毅有帅才,燕昭王能发现他们各自的长处,因才授职,实现优势互补,其眼力之精准,令人叹服。因此,乐毅得以统帅雄兵疆场驰骋,而不是像在魏昭王手中时那样只能假节出使。
四是用人不疑。正是因为燕昭王发现人才经过了成熟的考量,所以他用才能够不拘一格、充分授权,对人才给予完全的信任,不被流言所动,不为谗言所误。即使乐毅一开始纵情声色,毫无建树,燕昭王也没有贸然弃之不用。等到乐毅伐齐大胜而归,联盟其他四国的军队也满载而去,燕昭王仍继续对乐毅重用有加,使其“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特别难得的是,他不怕乐毅功高盖主,完全没有“敌国灭,良臣亡”那一套帝王心术,努力让善始者得以善终。
五是量才提拔,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察能而授官”,及时的累功升迁。在得知乐毅确有大才,燕昭王即任命其为亚卿,当乐毅献上合纵伐齐之计并成功联合了五国之兵时,便任命其为上将军,“举国而委”。后来乐毅大败齐国,燕昭王更是不吝封赏,封其为昌国君,“得比小国诸侯”,真正做到“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
六是成就人才。这是最为核心的一点。燕昭王即位后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历时二十八年之久,打造了一个殷实富足、“士卒乐佚轻战”的强大燕国,为乐毅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燕昭王甘居幕后,面对困境不诿过,面对成就不贪功,始终坚持“与师者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这一“服道致士之法”和使用人才的要诀,细心地呵护着人才,不揠苗助长,不求全责备,不急功近利,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乐毅建功立业,使其得以“名成而不毁”,能够“称于后世”。
正是因为燕昭王善使善用,乐毅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掘和展现,燕国才走向鼎盛。燕惠王则在人才使用上犯下致命的错误,他先是急功近利、苛求于人才,再是误信谗言,对乐毅起了猜忌之心,接着又识人不明、用人不察,让不善将兵的骑劫代替乐毅,以致一败涂地,令人扼腕。
可见,要使人才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既要有识才的智慧和爱才的诚意,更要有超凡的用才艺术和胆识。“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再好的千里马,遇到知马之人仅能避免“骈死于槽枥之间”,要想“以千里称”,还需有善用之人。燕昭王不仅是求贤若渴的典范,更是知人善用的楷模,我们今天回顾燕昭王求士这一典故,理应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
(作者单位:民政部人事司)
(来源:《中国人才》杂志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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