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五四创作转型

《家》是"五四"时代的华美镜像——在这里，作者个人的青春记忆、新文学的发轫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节点，都被叠印在开放的文本场域 之中。正因为此，对《家》的阅读、评价与阐释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艺术鉴赏， 而是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史的庄严观照。在极具宽幅和纵深的历史场域中，小说 《家》"吸引我们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直到 1980年代以后，“家中人"的种种活动仍被视为"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 排练"，当然，“‘群’的指涉，正是中国的现代政治"。由此可以说，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那部被经典化的《家》更大程度上是一部历史文本而非文学文本。

但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时代变迁的大潮 之下，文学往往是_股潜流，它有着自身的流向和节奏。具体到作家个体来说， 他的作品往往并不能对时代予以直接"反映”，而他创作风格的演变甚至可能与 时代变迁背道而驰。以巴金为例，那部他自己宣称要写的《群》自始至终都没能面世，相反，当40年代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时，他写出的却是毫无群体情绪、政治意识的《憩园》和《寒夜》。所以，我们有必要抛开作为宏观框架的历史叙述，而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巴金创作风格的转变历程，唯其如此，才能审视 《家》作为文学文本独特的意义。

创作的起点

回顾巴金写作的起点就会发现，他创作活动的启动与信仰活动的中止是—个同步展开的过程。诚如陈思和所说，巴金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的文学道路"。而在30年代，"运动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巴金在十年之中为之努力的事业，如同吹起的美丽的气泡一样，在现实考验面前一个个地 破灭了” ，这个时候，他才"拿起笔，靠写作来发泄他的感情，倾吐他的爱 憎"。@这里要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它拥有的首先是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话语。这套理论话语需要通过政治纲领、革命目标落实为"改 造社会"的具体行动，这与宗教信仰的"终极性"和"超越性"是有本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止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信徒"从"思想"层面的自我否定和转换，对这些人而言，信仰从根本上破灭了，他们可能不再参与政治，但也有可能去崇信另一种"主义"继续参与政治：如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李震瀛转向了共产主义，再如早期的吴稚晖、李石曾转向了三民主义。而巴金显然不属于此类，他信仰活动的中止仅仅是"事业的破 灭”，而对无政府主义本身的理想没有丝毫怀疑和动摇。但问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无法参与"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那么他的思想本身也就成了空洞的政治理念。而正因为如此，文学成了"破灭的事业"的替代物——因现实活动中 止而变得空洞的信仰，反倒在文学叙述中留存下来，获得了另一种形态的表达。

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巴金是从"群"里退了出来，而不是在走向"群"。在个人身份上，巴金从一个"社会活动家"（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小说家"（写作者），而在小说文本中，他创作风格演变的轨迹则呈现出一个"政治"不断淡 化，“文学性"不断生成与增强的过程。当然，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身份的转变是一个自然过程，从巴金提笔写《灭亡》的一刻起，他就已经是个作家了。但是，文学风格的演变却是远远滞后的，它需要经历一个颇为艰难的蜕变过程。因 为后者意味着，要从对时事的评论、记录转变为文学创作，即从"纪实"转向 "虚构"；也意味着他的信仰不再以口号、概念、术语、名词表达出来，而是要依靠人物形象的塑造、场景铺排和情节构思。只有从这个路径上审视，我们才能 理解巴金的《群》为什么会搁浅，而《家》所通向的必然是《寒夜》这类在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

创作的时空

在《家》中，"五四"时代的历史时空被设置为小说的叙事时空，这在巴 金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家》之前的中长篇小说中， 巴金作品的"故事时间"和写作时间还没有拉开过如此巨大的时差。这反映出巴 金在《家》的写作中更大程度上摆脱了 "即时记录"的模式——当"社会现实" 转换成"历史记忆”，作品也就从革命化的30年代中游离出来。而与此相伴随的 是，张扬的青春激情代替了愤懑压抑的政治情绪，这意味着《家》的写作收敛了 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抒情"的风格正走向成熟。因此，作为"叙事时空" 的"五四"必然会使得巴金从艺术构思和文学审美上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家》文本更具文学性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巴金从来都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在《家》中书写"五四"的 选择就表现出与30年代文学潮流的疏离。对占据文坛主流的"左翼"批评家来 说，“五四"已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嵌入了社会进化的闭合链条，它作为—个"资产阶级过渡时代〃被“pass”掉了。连巴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 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即使是作为文学风格而言，“五四”的浪漫主义倾向也已经作古：“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洁是一注恶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 但是，“抒写个人的感情的罗曼主义的作品既在这时代里逢到了 它的末路”时，怡怡是"因了巴金才可能把寿命延续到一九三二年以后去”。由此可知，《家》在3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在同时代的作家看来，巴金像是在为—个已经被超越乃至被否定的时代招魂，又似乎是在"浪漫主义”的遗址上搭建 一座毫无新意的仿古建筑。正因为如此，《家》的最初版本在《时报》连载时才遭受到冷遇，甚至几乎被腰斩，而后来开明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也是反应平平：

“《家》1933年出版时印了2000册，并不算多，到1935年6月出到第五版，此时与巴金其他小说的销售情况差不多，还谈不上格外畅销；如果再考虑到巴金其他 很大一部分小说曾在发行量很大的或在文坛很有影响的刊物上连载过，那么此 时《家》的读者数量可能还不如他的另外一些小说如《灭亡》、《雾》、《新 生》、《雨》、《电》以及一些短篇（集）。”

那么既然如此，巴金为什么还要背离了30年代的"革命”潮流，而冒险讲述一个"五四"故事？这显然是因为"五四"对他的写作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 义："思想与情绪的’五四’色彩，使他较之其他作家，更适宜再现’五四’ 的时代气氛，在描绘一幅’五四’时代画面时，很轻易地给人以亲切之感。”

创作的信仰

对巴金来说，“五四"是作为"信仰"存在的，1个少年的"青春期"怡好叠合在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上，他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必然烙上鲜明的"五四"印 记："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因此，"这一瞬间对于这 个作家是如此重要，决定了它的文学活动的主要方向以至他的创作的主要精神特 征"。可以说，在巴金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五四"不是"开始”，而是"终 结"与"完成"。而相较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五四"的时代精神更能够 构成巴金"信仰"的内核——前者并不能作为一套自足的理论从"五四"错综复 杂的话语场域中抽离出来。至少在1930年代，巴金仍然认为：“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 可以说，正是由于拥有"五四” 这一源头活水”，巴金在30年代被社会现实架空的"信仰"才能在《家》的文 本中重新确立。

正因为如此，在《家》这部小说中，"五四〃意象星罗棋布，几乎呈现为—种令人惊诧的井喷状态。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各种"新文化〃话语形态， 为《家》这部作品的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元语言〃，这既包括"青年”、"爱情”、"傀儡”、"反抗”、"狭的笼”、"作揖主义〃等典型的"五四〃词 汇，也包括那些直接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摘录的经典句段，甚至还有那些略显生硬、但仍被固执使用的欧化句法。其实在1930年 代，这些都已经成为脱离了历史原场的空洞符号，但在《家》的文本中，它们却依然保持着鲜活的气息和滚烫的热度。也正是它们，取代了那些空疏的政治概念和革命话语，从而完成了对信仰更具文学形态的表达。于此，30年代"现实〃和 "梦想〃之间难以逾越的沟壑在复活的"五四〃时空中被彻底填平，而这个文学 意义上的"五四〃时空也就重新成为信仰的安居之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