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7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协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的第四十八讲在中文系举行。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主讲，中文系张沛教授主持，题目为“中国的拉丁语墓碑及其文化意义”。

雷立柏教授于1967年出生于奥地利，1985年进入奥地利St. Gabriel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哲学、宗教学、基督教神学，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1994年在奥地利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师从汤一介先生，并于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拉-英-德-汉语法律格言辞典》、《画说经典：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古希腊语入门课程》、《我的灵都》、《别了，北平》等。

“拉丁语及汉语并存的墓碑就是文化沟通的象征，这类的墓碑应得到高度的重视。”雷教授在讲座开始时便说明中国拉丁语墓碑的重要性，并举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仍存有拉丁语墓碑，这些地方包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什库教堂、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及崇礼区等，它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仍将以拉丁文撰写的几位西方文明使者的墓碑保留了下来。谈起踏上这条研究之路的初衷时，雷立柏教授说：“我把中国当作我的家，我的祖先也是在中国的，我们有相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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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雷立柏教授展示了三幅本文图片：

其一是利玛窦墓碑的图片，其文字为拉丁语和汉语，并存于中央党校。碑文上的拉丁语写道，利玛窦作为第三次引入基督信仰的代表人，并为耶稣会会士们完成了会院建立的工作。雷立柏教授在逐字翻译碑文上拉丁语的字义后，讲述碑文上记载的意义及利玛窦所处的历史背景，包括碑文上的名字并非“Mattheo Ricci”，而是“Matthaeus Riccius”，其原因在于利玛窦所处的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偏好用拉丁语的后缀改写自己的名字，以显古风之情。

其二为传教士汤若望的碑文，其墓碑原被保存在玄武门外的天主教堂，然今日已不见其踪迹，相较于其他教士，汤若望拥有最高的宗教地位，因此其碑文上更多了满文。针对在利玛窦之前来华的传教士未被当作基督信仰代表人的问题，雷教授列举了几种可能性，如中西方的历史观不同，或是当时历史研究学者未透彻考究而使其被忽略等。

最后一幅图片为中国天主教的主教赵怀义的墓碑，其现今被保存在宣化教堂。赵怀义不仅受过西方教育，还是拉丁语老师。雷教授特别提到其名“Phillippus”在字义上为“喜欢骑马的人”，源自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父亲Phillippus，且耶稣的其中一名门徒亦是此名（Phillip），甚至是西班牙国王（Felipe II de España）都以此为名。

【雷立柏教授在讲座现场】

“拉丁语是一个永恒的语言”，雷教授说道，在20世纪中期以前，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多靠拉丁语学校，其多为天主教修道院，早期的修道院神父都必须要懂拉丁语，且所有的典礼及礼仪都是以拉丁语作为沟通的语言。雷教授列举了几位促进拉丁语交流的传播者，包括中国第一位传播拉丁语的主教罗文藻、第一个去欧洲的中国耶稣会会士郑马诺、第一个来中国的梵蒂冈代表刚恒毅、在四川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以及在上海办校的耶稣会神父马相伯等。

然而雷立柏教授认为拉丁语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是：现在的教育下，拉丁语只作为书面语言而无法作为生活上的沟通语言，他说：“现在的人被动的阅读文章，而不是主动的写文章。”拉丁语人名翻译则是拉丁语在中国遭遇的极大难题，尤其是教会的人名，其原因在于中国人从小甚少接受外语教育，缺乏对原文的阐释，过度依赖汉语翻译，而中文译名版本庞杂且无统一性。

在演讲最后，雷立柏教授认为拉丁语、希腊语及希伯来语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代表”，“拉丁语是逻辑学、法律及文学的语言。希腊语是历史、哲学及文学的语言。希伯来语则是宗教传统及圣经的语言。”雷教授希望这三种语言能在中国推广和发展，同时希望在未来能有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将国内所有拉丁语文物列表成书。讲座结束后，雷立伯教授和在座听众针对利玛窦碑文上“（基督教）已经第三次被引入“的解读、来华人士立碑的身份及资格、多语种字源字典的难题及可能性及传教士墓碑上语言及身份的关系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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