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君王死社稷”,是慷慨悲壮,还是愚蠢行径?

崇祯十六年,农历甲申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从西安出发,率领浩浩荡荡的农民军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北京,并且重重围攻北京。崇祯皇帝此时外无援军,内无重兵,京城外三大营先后向李自成投降。崇祯帝四顾彷徨,无限悲哀,逼迫皇后、爱妾自杀,挥剑砍杀爱女长平公主,披头散发走到景山上,痛哭流涕之后,在一株槐树上自缢身亡。死前留下一封血书遗诏,算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篇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就是现在明粉们鼓吹明朝“不割地、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殉社稷”的由来,这也是在跟清朝作对比。在当时崇祯帝的行为在明朝臣子看来,几乎神圣,大加吹捧明朝皇帝本人“以身殉国”的慷慨激烈。南明礼部郎余煜在议改崇祯帝庙号时说:“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

但崇祯皇帝“殉社稷”是否值得?它是慷慨悲壮的气概,但也是愚蠢的政治行为,更有不得已的苦衷。

明朝自燕王朱棣篡夺建文帝的江山之后,考虑南京是建文帝的政治中心,而北京是自己龙兴之地,于是决意迁都于北京。北京的形势,就像是一个楔子,楔在蒙古和东北各部族之间。这也就是朱棣亲自镇守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且方便他继续过着打仗的瘾,明朝美之为“天子守国门”。

但另一方面说,北京在强敌环伺之下,胡马朝发夕至,也很容易被围攻。在崇祯皇帝之前,就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兵围困北京城的危机。明英宗正统时,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瓦剌首领也先率领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包围北京。明军在于谦的英明主持下,打退了蒙古军的进宫。明嘉靖二十九年,由于嘉靖皇帝长期怠政,严嵩把持朝政,贪污腐败横行。此时蒙古土默特部逐渐强大,南下河套,以贡事不成为由,大举入寇,蹂躏边疆,大掠京畿,该年是农历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最后明朝答应贡事,蒙古军方退。

崇祯在位之间,崇祯二年,也发生过一起北京城被围事件,史称“己巳之变”。此时后金已经非常强大,皇太极屡次命将兴师突入长城。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借道蒙古,冲破喜峰口,直抵京师城下,京师戒严。此时明朝内有陕西流寇作乱,外有建州女真侵寇,而财政耗尽,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事后,由于袁崇焕尾随清军入关,援救不力,崇祯帝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叛国通敌罪凌迟处死了袁崇焕。这样等于自毁长城,明朝更加没有能御敌的大将了。

北京城虽然几次被外敌围困,却屹立不倒,最终毁在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崇祯帝为了不受屈辱,投缳自杀。这种气节虽然值得赞扬,但却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

高晓松在一次节目中说,明朝这种行为(即所谓“不割地,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殉社稷”),是什么事都要用高成本的方式去处理,这话说得很对。明朝处处以“天朝上国”自居,严守“天朝上国”的礼仪不放。外邦蛮夷入朝进贡的份,谈不是跟自己平起平坐,更何况自己俯尊降声,去向别人乞饶。北京城前两次被围,都是因为互市不通引起的。明朝封闭边关上的互市,蒙古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于是冲杀过来。

到了明朝末年,两面作战,力量不支。于是崇祯皇帝不得已,暗地里派陈新甲去跟皇太极商谈议和条件,结果不小心泄露出去,臣下群情汹涌,都说陈新甲屈膝卖国,崇祯皇帝不得已,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袁崇焕被杀,也是因为袁崇焕为了休养生息,主动派人跟皇太极讲和,两国互相友好往来,结果被一致认为卖国。这样不懂得变通的方法,只有增加政治上的困难。而此时北京作为京城的缺陷终于显露出来,它太靠近国防线,非常容易受到围攻。崇祯皇帝此时势穷力蹙,只有一死以殉社稷了。

据说崇祯皇帝在北京未破之前,曾经密问臣下出奔南京的计划。结果因为臣下的死守宗庙社稷为由受阻,只得作罢。在北京城破前夕,崇祯帝曾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结果被防守严密的守军所阻,只得折返。这想必也是天意了,否则崇祯皇帝重返南京,或许可以中兴明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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