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农历甲申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从西安出发，率领浩浩荡荡的农民军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北京，并且重重围攻北京。崇祯皇帝此时外无援军，内无重兵，京城外三大营先后向李自成投降。崇祯帝四顾彷徨，无限悲哀，逼迫皇后、爱妾自杀，挥剑砍杀爱女长平公主，披头散发走到景山上，痛哭流涕之后，在一株槐树上自缢身亡。死前留下一封血书遗诏，算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篇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就是现在明粉们鼓吹明朝“不割地、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殉社稷”的由来，这也是在跟清朝作对比。在当时崇祯帝的行为在明朝臣子看来，几乎神圣，大加吹捧明朝皇帝本人“以身殉国”的慷慨激烈。南明礼部郎余煜在议改崇祯帝庙号时说：“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

但崇祯皇帝“殉社稷”是否值得？它是慷慨悲壮的气概，但也是愚蠢的政治行为，更有不得已的苦衷。

明朝自燕王朱棣篡夺建文帝的江山之后，考虑南京是建文帝的政治中心，而北京是自己龙兴之地，于是决意迁都于北京。北京的形势，就像是一个楔子，楔在蒙古和东北各部族之间。这也就是朱棣亲自镇守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且方便他继续过着打仗的瘾，明朝美之为“天子守国门”。

但另一方面说，北京在强敌环伺之下，胡马朝发夕至，也很容易被围攻。在崇祯皇帝之前，就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兵围困北京城的危机。明英宗正统时，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瓦剌首领也先率领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包围北京。明军在于谦的英明主持下，打退了蒙古军的进宫。明嘉靖二十九年，由于嘉靖皇帝长期怠政，严嵩把持朝政，贪污腐败横行。此时蒙古土默特部逐渐强大，南下河套，以贡事不成为由，大举入寇，蹂躏边疆，大掠京畿，该年是农历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最后明朝答应贡事，蒙古军方退。

崇祯在位之间，崇祯二年，也发生过一起北京城被围事件，史称“己巳之变”。此时后金已经非常强大，皇太极屡次命将兴师突入长城。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借道蒙古，冲破喜峰口，直抵京师城下，京师戒严。此时明朝内有陕西流寇作乱，外有建州女真侵寇，而财政耗尽，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事后，由于袁崇焕尾随清军入关，援救不力，崇祯帝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叛国通敌罪凌迟处死了袁崇焕。这样等于自毁长城，明朝更加没有能御敌的大将了。

北京城虽然几次被外敌围困，却屹立不倒，最终毁在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崇祯帝为了不受屈辱，投缳自杀。这种气节虽然值得赞扬，但却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

高晓松在一次节目中说，明朝这种行为（即所谓“不割地，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殉社稷”），是什么事都要用高成本的方式去处理，这话说得很对。明朝处处以“天朝上国”自居，严守“天朝上国”的礼仪不放。外邦蛮夷入朝进贡的份，谈不是跟自己平起平坐，更何况自己俯尊降声，去向别人乞饶。北京城前两次被围，都是因为互市不通引起的。明朝封闭边关上的互市，蒙古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于是冲杀过来。

到了明朝末年，两面作战，力量不支。于是崇祯皇帝不得已，暗地里派陈新甲去跟皇太极商谈议和条件，结果不小心泄露出去，臣下群情汹涌，都说陈新甲屈膝卖国，崇祯皇帝不得已，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袁崇焕被杀，也是因为袁崇焕为了休养生息，主动派人跟皇太极讲和，两国互相友好往来，结果被一致认为卖国。这样不懂得变通的方法，只有增加政治上的困难。而此时北京作为京城的缺陷终于显露出来，它太靠近国防线，非常容易受到围攻。崇祯皇帝此时势穷力蹙，只有一死以殉社稷了。

据说崇祯皇帝在北京未破之前，曾经密问臣下出奔南京的计划。结果因为臣下的死守宗庙社稷为由受阻，只得作罢。在北京城破前夕，崇祯帝曾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结果被防守严密的守军所阻，只得折返。这想必也是天意了，否则崇祯皇帝重返南京，或许可以中兴明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