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顺治年间毕振姬等人对和圣祠的重葺,其意旨则与明末有着显著的不同。关于毕氏修祠喻旨,戴京曾碑记中有所阐发:“且公之为是役也,又与寻常举所弗急者不同。… …公亦自觉其峻,屡夺其性之所近,而进以学之所未备,佩弦佩韦,迩墨临丹,伐所盈而辅之不足,旦夕孳孳,不啻灯之取影而光之返照也。善医务攻其所胜,良庖务节其所甚。书不云乎,直而温,宽而慄。其祀事柳下大夫意乎?”以为盖是有取于柳下惠既温且和之性情,用以自励,读之似觉多有隐讳而未中底里。窃以为毕氏重恢柳下祠祀,其实别有寓怀在焉。

毕振姬是由明入清的汉族士人,虽然他在新朝的仕途尚称通达,然而如其《望昌平陵步郜比部韵》中所咏“此地埋须应有泪,登天谁复记秦声”———作为一个深怀儒家忠君爱国、礼义廉耻思想的故明解元,在其内心深处,却无时不承受着道德与人格的拷问,感受到侪辈的鄙薄与讥讽。如振姬挚友傅山在为其文集《西北之文》撰序时便称:“解元既为当世贵人,而但解元名之,山之知解元,知其为壬午之解元足也。”又云:“吾终惜解元!吾终惜解元!”对其易节仕清语含讥刺。这种心理上的无形压抑和巨大失落,对毕氏来说几至挥之不去,时上心头。其面对故交,何以自解,以赢得谅解;面对自己时,应寻求怎样的释放,以获得片刻安宁。这几乎是那一代“贰臣”群体的一种共同心疾。在这种深层“焦虑”之中,毕振姬“发现”了柳下惠。———孔子论古之逸民时曾曰:“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为何柳下惠虽然蒙“降志辱身”之耻,而仍被孔子推为大圣巨贤,那是因为其具有“言中伦,行中虑”的行为,所谓“中伦”,用南怀瑾先生之言,便是“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护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在儒圣眼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维护,其意义更胜斤斤于一姓之兴亡、一族之恩怨。正是在这里,毕振姬找到了与千年前和圣心灵的“契合点”:他虽然在时局变更中,不得不易节仕清,被认为“降志辱身”,大节有亏,但胸中耿耿,却无日不思力为汉族文化与儒学“道统”延脉续命。

民国学者马骏于《西北文集跋》中论振姬出处云:“毕先生之仕清,蹊刻廉介,不名一钱,酷似永宁于公成龙。当是时,汉人在水火之中,满政府自命入关救亡,而实以救之者亡之。以战胜国治理亡国奴,其痛痒之关切与否可知也。于公不忍坐视而出山,而出山又无以明志,故以自古未有之清苦自处。对于满则操守,相形使之生愧;对于汉则富贵不屑,使之解疑。毕先生之用心,盖亦如此。而又有一节胜于于公者。方明永历帝之流转滇黔也,制命强臣已不成其为国矣。而清政府犹不释然,命洪承畴深入穷追,务以翦灭为期。

承畴谓南征军后路粮台当设于湖广,选择众司,谓先生最负才守,特题补湖广布政使,使给转运。先生顾念种族大义,惕然不安,一再请辞,不获命,乃以刀自损其面,弃官匹马逃归。此于公所未曾行也。… …先生虽名仕清,仍不忘明,犹王猛沮苻坚伐晋也。闻吾当时士大夫有一公例,曰:`为汉族苦百姓则可出仕,为满洲新皇帝出仕不可。'陆清献公为尔时第一醇儒,尤守此义,况先生乎?”故顺治十三年毕振姬之重修和圣祠,个中旨趣,实以先圣自解兼以自励。今天若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则毕氏出处大节,亦属俯仰不愧,则其自拟之柳下惠,并非全然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