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在故宫斋宫开幕。本次展览展品共计112件，精选故宫博物馆、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这些藏品分别来自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品时代跨度从4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起源及流变与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毗卢佛，10世纪，东北印度

起源与流变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因其独特魅力，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佛教起源于印度，逐渐流传到亚洲广大区域，成为亚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佛教传播，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时代特征。

释迦牟尼佛，4-5世纪，犍陀罗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青藏高原。在随后1000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影响力。由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佛教无论是在教义、图像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因为藏传佛教属于喜马拉雅文化的一部分，与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很深渊源。另外，藏传佛教是外来文化与西藏本土信仰结合的产物。虽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却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是南亚的佛教文化与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流传范围是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莲花手观音，7-8世纪，斯瓦特

想真正理解和深入解读藏传佛教艺术，则必须回归到青藏高原丝路、南亚次大陆等多元文化语境下，在喜马拉雅文化国际大舞台上，从中亚、西亚和南亚文化的多重影响，重新审视和研究它的起源与流变。

简单地说，对藏传佛教艺术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两个重要通道：一条是古代西北印度，有来自于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喀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和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这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

多元呈现

整个展览根据上述西藏艺术风格的两个主要区块，即藏西艺术与藏中艺术，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从西北印度到西藏西部。西北印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丝路通衢，也是多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融合了来自古希腊、西亚、中亚及印度的元素，影响直达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藏西的艺术风格；第二单元：从印度、尼泊尔到西藏中部。西藏中部艺术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艺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影响持久而深入，留下了众多艺术作品。无论藏西还是藏中艺术风格都是在汲取外来艺术风格基础上，结合西藏本土的元素，各自形成独特艺术面貌。

同侍从宝冠释迦牟尼佛，10世纪，喀什米尔

据故宫博物院策展人罗文华介绍，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私人博物馆合作的一次尝试。在筹备期间，故宫专家前去考察藏品，同时还组织国内不同博物馆的藏传佛教专家论证，藏品经反复甄选，以保证质量。其中，87件藏品来自止观美术馆和私人收藏，25件藏品来自故宫博物院。

此次展览设计理念独特。据罗文华介绍，展览门口的柱子是以喜马拉雅为中心的地理象征与文化成就。展厅灯光经过处理，营造出柔和而均匀的光线，使展品细节能清晰展现。每件藏品配有二维码，可用以获知图像和详情。值得一提的是，前后展厅之间设有一个别致长廊，由白色与赭红色组成，白色象征雪域高原，红色代表僧人服饰，以呼应藏传佛教文化特色。另外，策展人还为观众提供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多种感官体验，如在展厅的六个区域设置了特别定制的不同气味，而从展厅走向长廊时，则有软质地毯与硬质人工地毯的不同触感。

释迦牟尼佛，10-11世纪，尼泊尔

审美与文化价值

本次展览展品较为珍罕，其中三件尤为突出。

4-5世纪犍陀罗的释迦牟尼佛青铜立像，由止观美术馆提供。此尊佛像身着厚重通肩袈裟，衣褶厚重如曹衣出水，线条流畅柔韧而富有织物的质感。右手上举五指微分作无畏印，左臂自然下垂略有弯曲，左手持握衣角作授记印。头顶螺发，发髻高耸，面相静穆，鼻梁高挺，双目鼓突修长，鼻梁上侧分出两道弯眉，如飞燕展翅。眉间置圆形白毫，如日正中。充分表现出犍陀罗佛造像面部的典型特征。佛像背后上部尚留有突出插孔，可知此像原本配有身光和头光，惜现已佚去。此件释迦牟尼佛立像体现出相当鲜明的犍陀罗佛像艺术风貌，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4-5世纪左右。另外，犍陀罗造像大多以石、泥等为主要材质，用青铜造像相对来说较为少见，因此更加凸显出此像文物价值之高。

十一面观音，15-16世纪，藏中

10世纪东北印度的毗卢佛造像，材质包括黄铜错银、红铜，嵌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珍珠，由故宫博物院提供。毗卢佛鼻梁修长，眉眼细长，面庞宽厚。头戴典型的波罗王朝晚期特点的高且尖锐的三叶冠，左侧的冠叶残断。冠叶为三角形，周边以细联珠纹装饰，中间是嵌石花枝图案。两边耳上各戴花朵。这种装饰形式从西北印度、西藏西部直到东北印度、西藏中部均十分流行。其腰部的系裙带以一道阴线表示出来，是波罗艺术继承笈多造像特点的结果。坐垫很厚，四边嵌次宝石及珍珠，如此大面积使用嵌石装饰的作品在波罗王朝罕见。在一层层向外伸展的台座正面镂空雕出一组形象，其中最明显的是半圆形台座正面有毗卢佛的坐骑──两头狮子（立姿）。座前为圆柱环绕式的回廊，每两柱间各坐一菩萨形象，背面有莲枝圆圈8个，每个中间也各坐菩萨与供养天形象。这种带有写实倾向的台座形式可以使人联想到印度现存的大型寺庙建筑和石窟寺的回廊结构。台座下沿有一圈阴刻填黑漆梵文题记，内容包括对毗卢佛的赞词和缘起咒。这尊造像是一组五方佛铜造像中的一尊，是目前所见到的波罗艺术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

10-11世纪尼泊尔的释迦牟尼佛造像，来自止观美术馆。此尊造像系红铜鎏金，鎏金有脱落，呈现出斑驳之感，面部的红铜明亮细腻显示出饱满光滑的肌肤质感。佛面相年轻，气质出众，身体舒张，双肩宽阔，胸膛宽厚，肌肉圆润强健，身体的曲线柔和，对袈裟轻薄质感的处理与身体轮廓的交代表现分明，是尼泊尔10-11世纪的造像特征。与同时期尼泊尔造像相比，此尊尺寸堪称硕大，在国内外较为珍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