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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善辩之士的鼻祖，要上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孔门弟子宰我、子贡，当时列国合纵连横，舌辩之士受到空前重视，思维敏捷、善于辞令逐渐成了士大夫不可或缺的才能。秦汉以降，士林臧否人物、议论朝政是制造舆论的手段，时称“清议”。

大约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起，在政治暴力的作用下，“莫谈国是”渐成共识，清议之士或三缄其口，或改谈抽象义理，开清谈之先河。此风起于东汉郭泰，发扬于曹魏正始年间，成于“七贤”之一的阮籍。

魏晋时代，对德才同异和名教、自然的论争，事关政治站队。嵇康被杀，影响了一大批人，清谈由开始的关注实际问题，转向务虚，晋室衣冠南渡后，改为只谈玄理，清谈便失去政治意义，做了名士身份的点缀。

早在司马昭掌权时，七贤中的阮籍便是莫谈国是、苟全性命的典型，连司马昭都佩服，认为他是天下最谨慎的人，每次与他交谈，“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主张名教的人一直想杀他，在司马昭的保全之下，阮籍得以寿终。

比之借国帑满足口腹之欲的腐败，清谈误国是舌尖上的“另类腐败”。学士谈玄论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于世事无益，倒也没有大害。而把持朝政的士大夫整日以清谈为事，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就是不务正业了，清谈误国之舌尖腐败指的就是他们。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身居高位的王衍“虚谈废务”，导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

潜心“养望”

王衍是“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从弟，出身“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王衍长相俊秀，是个美男子，借用时下流行语“小鲜肉”“娘炮儿”形容他，或许更贴切一些。

王戎说自己这个弟弟“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导说他“岩岩清峙，壁立于仞”，王敦评价他“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单论相貌，可与卫玠、潘安看齐。这也符合当时清谈之士的特征，不仅辩论时口若悬河、辞藻华丽，讲求学理思辨，还要掌握音律节奏、举止风度，而且人长得也要好，生有几分妇人姿色，如唇红齿白、肌肤如玉。王衍在当时乃清谈名士，不是浪得虚名的，各种条件都符合这一身份。

“竹林七贤”身后，清谈不再是单纯展现才情的手段，而成了进仕的终南捷径。年轻的士子先要标新立异，崇尚老庄，言必称玄，行为举止都异于常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之态，实则难脱沽名钓誉之嫌，是为“养望”。等名望积攒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士林关注，自然有庙堂之人来请君出山，这时候就要根据自己的门第、师友关系、名望、学识等拿捏分寸，是拒绝推脱，还是欲推还就、欲擒故纵，火候掌握自己手中。

像谢安那样，在一推再推中，名望倍增，一出山就是显要职位。年轻的王衍怎不懂得此种道理，出身高门的他，门第有了，差的就是名望了，于是，一心扑在清谈高论上，自比子贡，尚书卢钦曾举荐他为辽东太守，王衍坚辞不就，从此不论时事，一心谈玄。

名利双收

常言道，3岁看老。王衍的父亲王乂官至平北将军，曾受到言官弹劾，罢免其官职的公文一到，他就派人去理论，没有结果。当时，年仅14岁的王衍正好在京城，便为此事去找尚书山涛和仆射羊祜理论。王衍风姿才华出众，言语表达畅快，事理陈述充分，把山涛给镇住了。

当他走后，山涛由衷地赞叹道：“生儿不当如王夷甫？”（或许这是辛稼轩“生子当如孙仲谋”一句的灵感之源？）羊祜却说：“乱天下者，必此子也。”意思是说，将来祸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

王衍的“名士风流”还表现为视金钱如粪土，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红花还得绿叶衬，他的妻子就是衬托王衍品行的另一种人，见钱眼开，王衍常常为她感到羞耻，并称钱财为“阿堵物”。

王衍的名声一升再升，朝野人士都很仰慕他，称他为“一世龙门”。后来，就连晋武帝司马炎都请他出来做官，王衍感觉时机已到，出为太子舍人，很快官至尚书令。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同的是，王衍等人把名教当作进身的手段，为了为自己辩护，他们提出“名教”等同于“自然”的歪理邪说。阮宣子有美名，王衍问他：“老庄与名教有何不同？”回答：“将无同。”王衍大加赞赏，立马给他封了个官。名教与自然相同，即达官与名士可集于一身，朝端富贵与林下风流可名利双收，王衍做到了。

狡兔三窟

王衍还有一个本领——会攀高枝，他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遹为妃，后来，司马遹遭到贾后诬陷，他写信求救于王衍，王衍却害怕惹祸上身，不但不坚持正义，将信件私藏起来，还让女儿跟太子离婚。他的这种苟且偷生、缺少铮铮铁骨的做派，为人不齿，贾后倒台后，有人便上书弹劾他。

后来，他被成都王司马颖相中，做了中军师，屡次升迁，光熙元年（307年），官至宰相。在当时皇权相对弱势的时代，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看出身、重门第，士人拼命让家族掌握政治话语权，王衍也不例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但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苟全性命于乱世，让王氏家族得以绵延长久。

王衍为自己精心谋划了一条退路。八王之乱后，东海王司马越击败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等诸王势力，掌控西晋大权，当时青州和荆州是物产富饶的军事重镇，他向司马越进言：“中原业已大乱，要靠文武兼备的重臣出镇地方。”举荐了自己的胞弟王澄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并恬不知耻地嘱咐二人：“荆州有长江、汉江之险，青州背靠大海，你们出镇荆、青二州，我留守京师，咱们王家可谓三窟了。”狡兔三窟的王衍，受到世人鄙夷。

为敌不齿

西晋八王之乱，加上清谈之士把持朝政，终于导致五胡乱华，国破家亡。永嘉二年（308年），匈奴人刘渊称帝，建立汉赵，开始进攻西晋。危急之下，朝廷把王衍推向前台，担起了抵抗匈奴军队的重任，他多次推脱卸责，不肯接受封爵。

永嘉五年（311年），元帅司马越在首都洛阳危急时刻去世，于是，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再次胆怯，推辞道：“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愿望，是朝廷一再找上门来，才累迁至现在的位子。今日面对如此大局，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毫无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他借还葬司马越于东海为由，和众人带着司马越的棺椁往东海国逃遁。

结果，途中被刘渊部下石勒率轻骑部队追上，晋军大败。王衍及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等人被活捉。石勒把他们招至大帐中，想听听这群亡国之臣对西晋即将灭亡的教训总结，怕死的王衍、司马济等人纷纷抢着陈述。

十分仰慕名士的石勒把王衍视为座上宾，尤其想听听他的说法。王衍本就是清谈高手，对朝中掌故又如数家珍，话题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又极力为自己辩护，说西晋亡国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王衍为了讨好石勒，竟厚颜无耻地劝石勒称帝。石勒看到清谈名士竟是这样一副嘴脸，呵斥道：“你名盖四海，身居要职，从年轻受重用到现在已白头，如何说不参与朝政？如何说亡国与你无关？晋朝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正是用了你这样的人！”

“清谈”与“清议”，一字之差，功能顿失；清谈误国，说到底，是空话、套话误国。几十年后，桓温北伐，进兵洛阳，来到北边的淮河、泗水一带，登上船楼，眺望中原，不无感慨地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衍诸人难辞其咎！”桓温的评价可谓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