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陶杰

金庸先生走了，许多人遗憾，金庸应该可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首先要看英译本。金庸的小说，英文翻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为什么武侠小说难翻译？不只是小说里的武功名称，什么“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掌”，译成英文，先天难过“信雅达”这一关。

武侠小说难英译，因为翻译小说，不只是语文，还有故事情节。除了武功、武器、招式这些低层次的技术问题，武侠这种故事，如此人物，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国家发生？这就触及武侠小说世界独特的中国文化。

首先，一个大环境，中国人叫做“江湖”。

江湖是什么东西？许多人说，有人的地方，就叫做江湖。

当然不止如此简单。英国的下议院，纽约的华尔街，美国的硅谷，加州的洛杉矶城市，或如泰坦尼克号邮轮，有许多人了吧？而且还有许多不同行业种裔的移民。在那些地方，有没有“江湖”的感觉？没有。

《倚天屠龙记》剧照

感觉，英文叫做Sense。将一个国家的文化连同其小说产品，翻译给另一个国家的普罗读者看，最紧要是Make sense ——首先要译出中国江湖世界那种中国人才领会的感觉。

但是中国人说的江湖，那一种独特的文化感觉，不只是扬州、杭州、由岭南一路到京城，那些城镇山村之间打铁卖艺、工坊农田、客栈酒家首先是“山高皇帝远”、但是帝王权力的影响和威胁，却又隐隐然有在。譬如电影《龙门客栈》，几个锦衣卫乔装赶路，到了一家客栈抓捕朝廷钦犯。锦衣卫就是皇帝权力的代表，客栈里却有店小二和各种人。

《水浒传》里杨志因卖刀贾祸，林冲风雪山神庙，这等人为什么惹祸而各自奔上梁山？因为笼罩全书，有一个阴影，就是政治最高权力代表高衙内，及其父高逑。西方读者在民主、人权、法治发达的环境，首先无法明白中国人江湖这另一个文化生态的大背景。

小说的翻译，A国的文化大背景越简单，越与B 国的文化背景相似，翻译越容易。譬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背景是十九世纪末的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无论宗教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和同期的伦敦和巴黎没有分别。俄文原作，文笔很浅白，只要相应以浅白的英文和法文风格翻译，俄国这部小说里传达的忏悔和悲悯，英国和法国的读者，都会受到最大的感动。

但中国“江湖”是个复杂的生态。有士农工商，也有医卜星相；固有渔樵耕读，也嫖赌饮吹。其中有一种不成文也无法罗列出来的社会秩序，让江湖中国人彼此和谐共存。这个秩序，又由儒佛道等三大体系的伦理道德来维系。

譬如，“江湖规矩”：江湖规矩虽有一套三合会形式的帮规，但此帮规建基于中国儒家的诚信道义和父子的伦理体系，一旦违反，刑罚严苛。这种刑罚，又充满法家的色彩。

中国的江湖，不是现代意义的社会（society)，缺乏西方18世纪之后形成的公民契约精神，但人性之中对人生和财产安全、对安居乐业的要求和期望，却超越国界。然而如何保障此一期望，中国武侠小说江湖生态的种种文化思想行为和手段，却与西方社会有根本的分别。

为何“江湖”每“从此多事”？因为中国的政治太黑暗了，儒家提供的道德约束，抵挡不了黑道的盗贼或高俅之类的红二代操控的黑势力。

中国小说里的江湖没有法庭，百姓长期受欺压，没有警察，没有律师，衙差也不可靠。于是在中国人历代的想像中，正如渴求包青天而不得，在想像世界里，就有一种叫侠客——尤其春秋战国时代一度盛行但后来越来越少的品种了。

诺丁汉的罗宾汉纪念雕像

在英文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的江湖最像的，是罗宾汉的那片森林。罗宾汉劫富济贫，也是在英国一个暂时看不见法治和公义的历史上的社会环境。但是罗宾汉没有跟他的兄弟跑到伦敦或爱丁堡去，与那边的帮会联盟或发生冲突。所谓闯荡江湖，江湖要“闯荡”，闯荡这两个字，蕴含了中国人脑海里才有的种种的冲突。英国16世纪莎士比亚和他的戏班，到处巡回表演，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有罗马教廷派来的间谍，出现在酒馆和民间。莎士比亚的剧团出现的那个是英国社会生态,就最接近中国的江湖了。

但那个英国人的江湖，却不必修练剑法和气功，伦敦城中打铁这个行业，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工会。伦敦的乞丐，不成为丐帮，更不成一支传奇的侠义势力。中国人的武侠小说的江湖想像，也是粗疏的，因为大江南北的乞丐，怎会有一股自发的组织能力？他们如何通讯？杭州的一名乞丐，到了北京，如何能找到弟兄？他的弟兄为何要帮忙他？清代的北京，民国时代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广东会馆。会馆是中国人根据省籍而互相缀合照应的俱乐部。中国人拉帮结派，凭的是籍贯，而不是行业。中国武侠小说虽然有朝代的历史背景，终究却是神话。

西方读者无法了解江湖，因为江湖两个字，塑造了中国人思想行为的基因。不能通盘领会这一点，则不可能领悟和接受武侠小说的深层趣味。

中国武侠小说何时能像《哈利波特》般风靡世界？

金庸的小说，号召锄强扶弱，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有他们的西方标准，他们更欣赏小说能表达鸡蛋挑战高墙，弱小的个人，向整个体制挑战，而不是一个侠客铲除一个恶霸。

即使反清复明，也只是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推翻一个异族的王朝。《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的红花会，如果胜利了，以后又怎样？汉人恢复了江山，但那个江山从此只改姓了陈。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你说是偏见也好，说是陈义过高也罢，不是太能接受武侠小说这个义色形态的品种。除非有一天，真正的万邦来朝，西洋的读者，不但直接可用中文阅读原着，还全盘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化，金庸的小说，那时就不必通过翻译，像哈利波特一样出现在纽约书店的书架了。

我热切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关于作者】

陶杰，生于香港，曾居于英国16年，为华文作家及传媒工作者，其风格多以幽默的形式批评权力和文化陋习，被香港传媒称为“香江才子”。陶杰先生授权“海上闲话”独家刊登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