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剑:乐魂常青—值马可百年华诞,再温其艺术真谛

▲ 音乐家 马可

马可,是人们所敬佩的人民音乐家。2018年6月27日是这位杰出作曲家的百年华诞。至今,我们仍感奋在他的音乐中,陶冶在他的旋律里。这里,本刊选载了石剑的《乐魂常青》一文,以表徐州人民对这位音乐骄子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乐魂常青

——值马可百年华诞,再温其艺术真谛

□ 石 剑

▲ 石 剑

记忆,是彩色的求索,也是经典创造的温习;记忆,是思慕前贤的幽情,更是奋楫前行的动力。

在人民音乐家马可百年诞辰之际,一种割不断的乡情和继承效法的心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马可给后人留下的光彩熠熠的艺术创造,丝毫没有因历史的演进而被冷落或淘汰,相反,因其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如一棵古松长青,愈显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当前,在我们努力推动新时代音乐事业繁荣兴盛的时刻,更需重温马可给我们留下的艺术真谛。

让我们试着追寻先生留下的脚印,来感受马可的艺术追求,并从以下三个层面重温马可音乐作品的历史与审美价值,以引领我们的艺术创造之路。

飞旋潮头的时代号角

马可11岁时在徐州培正中学读书。他喜爱数理化,也喜爱音乐。课余,他专心接受刘乐夫先生的音乐启蒙教育,学得一手二胡、琵琶演奏技巧。渐渐地,他对音乐达到痴迷的程度,生活中他不能没有音乐。

马可在读中学的几年中,正是“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与蹂躏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民的抗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些进步的文艺人士纷纷以笔作枪,发出民族不屈的呐喊与怒吼。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飞旋在长城内外,在这种爱国热情的影响和感染下,马可与一些进步同学勇敢抵制《毛毛雨》、《桃花江》等黄色歌曲在校园里传唱;他还托人买来聂耳的《毕业歌》的歌片学唱,歌中表现的抗战救亡的坚定意志,深深播在他的心底。从此,马可对音乐不再是生活中的一种消遣娱乐,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决心让音乐成为号角、成为清泉、成为熔炉。

1935年9月,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这时,祖国半壁江山相继沦落敌手,燕赵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此刻,他积极组建“怒吼歌咏队”,投身救亡歌咏运动。就在这时,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队进驻河南大学,马可便迫不及待地带着习作向冼星海求教。上海演剧队在开封活动的9天中,马可总是随同冼星海左右,一边协助冼星海组织歌咏大会,一边抽空把自己的新作《保卫我们的平津》呈给冼星海。在冼星海循循善诱的指导下,马可对习作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并解除了他对作曲的神秘感。这之后,马可放开手脚,孜孜不息,激情满怀,先后写出《江水红》《太行山的呼声》《老百性战歌》《吕梁山大合唱》等歌曲。据《马可年表》统计,1937年9月—1939年9月的两年间,马可共创作了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抗日救亡歌曲达215首,其中不少是他自己作词的作品。

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文化担当。马可正是在聂耳、冼星海等作曲家号角般的旋律中成长起来,并步入音乐殿堂,走上革命音乐道路的。因此,马可在聂耳、冼星海艺术之路的引领下,继承了革命音乐鲜明的时代性和浓烈的战斗性。即使是其它样式的作品,也从未离开现实去孤立地描写。这一时期,马可那些热情洋溢的时代音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抗日斗争的激荡风云,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关心社会,忧国忧民,紧贴时代,是马可作品的精神血脉,是一个热血青年的勇敢担当。

魅力无穷的民族音调

1939年枫叶正红的时节,马可与夫人杨蔚和瞿维(歌剧《白毛女》作曲之一,曾为上海交响乐团作曲)等人,经西安躲过国民党的股股巡逻队,到达了延安。经冼星海的推荐,马可进入鲁艺音乐系学习。不久,他被分配到鲁艺音乐工作团工作。受益终生的机缘很快光顾马可了:1940年7月,领导上决定派他到延安民众剧团担任音乐教员。开初,马可并不乐意,不过到民众剧团之后,那黄土高原肥沃土壤孕育的秧歌,那渭河奔腾的雪水滋养的秦腔和“迷胡子”小调,是他艺术修养的乳汁,他贪婪地吸吮着,这是马可此生有幸领略西部民间歌海的浩瀚,于是他的每根神经都穿行在多彩的民间音乐里。这时,他愈发感到自己过去见识浅陋,与豪迈、秀丽的民歌相比,自己胸中的旋律实在苍白。因此,他称民众剧团是“我的音乐老师”。他在民众剧团接触民间音乐的朝朝暮暮,悉心的积累,不仅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没有辜负冼星海的期望,将自己的艺术创造牢固地扎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中,学到了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技艺。

之后,他沉迷在民族旋法的艺术创造中,更坚定走音乐民族化道路的信心,也永享民族情趣心声得以广泛传唱的快慰。

1943年春节过后,马可与诗人贺敬之背起行装,带着乐器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屯垦地——南泥湾。那秀丽清新的南泥湾风光感动了他们。激情勃发,一首洋溢着秀美的江南民族风味,又蕴含着陕北民间音乐本源的抒情歌曲《南泥湾》诞生了。这饱含民族音乐语言的歌,人人爱听,处处传唱,一唱就是75年。

秧歌,是流行中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舞蹈。音乐比较单一,没有对比和变化。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蓬勃的“新秧歌运动”。1944年,马可投入了独特的秧歌剧《夫妻识字》的艺术创造。他自己动手创作剧本,音乐融合了陕北四个民间曲调,再结合剧中人物不同情绪,方言语调,将原有的音调和节奏作了改变,首部秧歌剧的演出,获得了成功。这一创造性的劳动,嬴得巨大反响。毛泽东、周恩来看了都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它鲜明的民族风格,王昆、郭兰英、朱逢博等名家都曾演唱过这剧中的基本唱段。

具有里程碑式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塑造了各具特色的音乐形象,是家喻户晓,百听不厌的杰作,它无穷的魅力,为无数人倾倒。这里不需赘述。但重温那经典的唱段,可以看出,作为《白毛女》音乐主笔者的马可,对全剧的音乐布局、民间音乐素材的选择和运用,以及主导音调的使用等方面,都已具有娴熟的专业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马可人生最快乐、最挚著的追求。他从俗音乐中学习民间活生生的音调、语言,热烈的内在生命和深层的民族精神,使他的音乐永远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他坚定地走在音乐民族化的宽阔大道上。

领异标新的独特创造

“刚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马可一生坚持音乐创作必须自树脊骨、自辟新路、自创新咏,似二月花独领风骚。他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都具有常变常新的品格,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

1948年的初夏,马可随部队转战到了东北解放区。他带了几个文工团员下工厂慰问工人,演员唱过反映农民翻身作主人《月芽儿五更》小调之后,工人们热烈要求他们唱一支工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的歌。当时,这可难住了马可和文工团员们。十来年,革命文艺工作者一直在农村转战,哪里有咏赞工人的歌问世。可面对工人兄弟的殷切要求,在工厂热气蒸腾的劳动气氛的感染下,马可激发了创作冲动,很快一首通俗易懂的歌词,气势豪迈、铿锵有力的曲调产生了,定名为《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在劳动节奏的基础上展开,把生活音调和时代节奏巧妙融合在一起,音乐形象准确而生动,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的豪迈气概。然而,讴歌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歌曲无先例可循,表现新人物、新感情、新生活,只有独创。这首传唱了整整70年的民族风格的工人进行曲,正是音乐家不老心灵的咏赞,那超越现实的乐思,至今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鼓舞作用。国家重大节庆,天安门广场仍嘹亮这首不老的旋律。

管弦乐,是外来的器乐演奏形式。我国管弦乐的创作是“五四”以后才逐渐兴起的,用这种外来形式反映我国人民的生活,马可在战争时期艰苦的环境中,采取“笨鸟先飞”的方法,边学习边创作。1949年杏花飞白的季节,马可应东北鲁艺工作团之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管弦乐《陕北组曲》的创作。马可的艺术创作作风是既继承传统的精华,又不受传统的束缚。在《陕北组曲》创作过程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尊重民族的欣赏习惯,把全曲的旋律贯通在陕北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大胆地把民歌音乐与管弦乐结合起来,让整体音乐都是听众所熟悉的。他最富创造性的尝试,是将民众所熟悉民族乐器板胡纳入乐队,板胡那高亢刚健,明亮柔和的音色,增强了管弦乐的民族化。这一别具匠心的开创性、突破性的做法,逐渐成为我国管弦乐队常见的组合方式。

求异出新,是马可一生不懈的追寻。在歌剧创作的实践中,虽然有《白毛女》的创作经验积累,但他探索、求新的欲望丝毫没有减退。1952年,马可与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的几位作曲家开始了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这部歌剧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虽然吸取了山西民歌和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但马可给予了创新发展,使唱腔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又更好地服从刻划人物性格的需要。如由马可主笔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是家喻户晓的大段咏叹调,这个抒情唱段对小芹的内心作了细致的抒发,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戏曲中板腔化的表现手法,把少女小芹渴望美好的生活而羞涩的心理刻划得栩栩如生。马可再度的歌剧创作实践,在歌剧吸取戏曲手法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

马可,青春坐标的原点是音乐,人生的终点仍然是音乐。在我们重温马可音乐艺术真谛的时刻,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他层层叠叠的乐谱中,飞旋着至爱和真情,绚烂着精神的火花。这是马可留给后人的一座艺术长廊和精神宝库,更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马可,乐魂常青!

本文经《大风》杂志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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