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为京师权贵所唾骂”，这是曾国藩晚年在日记中记载的一句话，说的是他在京城时被京城权贵们排挤孤立的一段心酸往事。我们上一篇文章介绍了曾国藩之所以被孤立，是因为他力排众议，严惩了晚清内阁学士琦善。但曾国藩日记中所说与自己有仇的大名大位者，除了琦善，还有一个人就是晚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他前后侍奉了晚清六位皇帝，身为几朝元老，自然德高望重。而且他亲自编纂了《蒙文汇书》、《蒙文晰义》两部辞典，还参与编纂了清廷为治理西北少数民族制定之行政法规《钦定理藩院则例》，也算是颇有建树。本来按照这样发展，赛尚阿的仕途会一路平坦，但是太平天国的起义破坏了他的官场生涯。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日益浩大，清廷先后派出了林则徐、李星沅两位重臣，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叛军，但是天不遂人愿，林则徐在路上染病身亡，李星沅多次围剿无功而返，最后无奈上书朝廷，自言能力不足，请求换人。文宗皇帝深感忧虑，当时因为赛尚阿是亲信近臣，所以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接替李星沅继续平叛。临行之前文宗皇帝特赐遏必隆刀，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这也表现出皇帝对赛尚阿的重视和信任。但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所信任的这个人没有丝毫的带兵经验。

赛尚阿自己出发前也忧心忡忡，据清人笔记《壬申谈往》中说:“赛素不知兵,受命后即自危,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之送别,对之流涕。”他自己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带兵的能力，所以接到任命后就已经感觉很危险了，甚至于在和朋友送别的时候泪流不止。我们都知道行军打仗，士气为先，还未出兵，主帅就已自危，那么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

如果赛尚阿能一直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说不定情况还会好一些。但是当他在马鞍山、黄瓜岭等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被冲昏了头脑，觉得起义军不过如此。他认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甚至这期间他还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大谈剿匪之道，如：“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一经得手，则分兵剿办，方免顾此失彼之虞。省垣兵少，暂居中调遣，分派巴清德、达洪阿进剿”。殊不知，这都是文人的纸上谈兵，但是皇帝一看高兴了，反而对此称赞不已。这更加助长了赛尚阿的气焰。

终于在他们进攻新墟时，由于贪功冒进,中了太平军的计，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皇帝震怒，将赛尚阿连降四级，交吏部议处。当时参与庭审的官员都想为赛尚阿开脱，建议从宽处理。曾国藩这时候看得很清楚，这可是军机大事，尤其当此天下大乱之际，如果军情问题都能等闲视之，那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所以他专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严惩赛尚阿，最终赛尚阿被革职。

曾国藩因此也陷入了“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的尴尬境地。但综观曾国藩处理琦善和赛尚阿的事情，都是从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考虑的，并不曾掺杂个人的恩怨，反倒是那些大臣只知道官官相护，一味的息事宁人，完全不顾国家的安危，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而且通过这两件事也足以看出曾国藩忧国忧民的胸怀，这也是他将来能带兵打仗的必要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