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贯的印象里,老师都是课室的主导者,而在中国西南边的一个大学,老师和学生都是随心所欲,而且地位平等自由,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的理念下,教育出中国一批顶级学者。
中国人向来认为老师是表率,一举一动都是学生的榜样,所以中国老师历来都是严肃,一丝不苟的形象出现。但是中国有一个时代,大师都信奉自由二字,而且不拘小节,更奇妙的是,这些大师们都在同一个学校,他们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学术最高水平。而这些人,就是联大的老师们。
抗战时期,由于各地战火冲天,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都无法像平时一样开放。教育界认为,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中断教育,因为这些学生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联手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把老师学生和书本文献都转移到了昆明。
虽然他们用的是一个名字,但是内部却依然保持三个学校原有的独立性,秉持着本校的风气和宗旨。新来的教师们也是看哪个学校发的聘书,就去哪个学校所指定的地方任教,不能随意更改。
在三所学校还没有合并之前,学生们还是沿用以前的学籍,毕业证也是旧的证书,至于学号则用三个不同学校首字母来区分。不过新来的学生不用这样,统一使用就可以。因此,三所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方向不太相同,极具特色。
西南联大像一般大学一样分了五个学院,里面只有工学院是清华负责的,师范学院是和云南合并以外,其他的文、理、法商都是三个学校联合一起教学。不过当时能读得起书的人不多,三个学院加起来也就几百人,教学压力一点都不重。在教师人数方面,属于清华的人最多,所以经费方面也是清华占大头,无形中清华算是在三个学校中起了主导作用。
因此,整个大学的风气多受清华校长影响,蔡元培主张由与包容,和四书五经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大批留学归国的人才和国内人才,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不一样,在联大上课的老师不用备课,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随意所欲授课。只要他想讲什么课,自行准备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其中有位老师叫刘文典,他上课的时候常常迟到半小时,要全班同学等他一个人,而且上课也不讲什么正经东西,半篇的《海赋》硬是让他讲了半年,平时也就是聊聊天讲题外话,而且急了还会骂,兴致所起边抽烟边讲课,学生依旧听得入神。就算是这样,他还深得全体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也正是在这种极大的自由底下,老师和学生的距离才没有束缚。
学生也同样自由,只要修够了学分就能自由选择课程,如果觉得这门不适合自己,转专业也可以。而且大学里没有分上下级的关系,学生可以为了一个问题当场跟老师争议。除此以外,西南联大还有一项奇怪,甚至可以说是浪费“师资”的规定,就算剩下一个学生听课,那老师就必须要开。比如金岳霖和他的学生王浩,常常只有王浩一个人听课,金岳霖几乎是一对一的授课,让王浩专业突飞猛进,只花了一年多久拿到国际著名学府哈佛的博士证书。
自由不代表放纵,西南联大对于学生的学业要求很高,常常是几天一小考,几周一大考,逼得学生一直在学习,每年开学有8000多人,但是最后毕业只剩下3000多了。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在各个领域拔尖的,这也为后来的新中国输送了许多出色的尖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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