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贯的印象里，老师都是课室的主导者，而在中国西南边的一个大学，老师和学生都是随心所欲，而且地位平等自由，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的理念下，教育出中国一批顶级学者。

中国人向来认为老师是表率，一举一动都是学生的榜样，所以中国老师历来都是严肃，一丝不苟的形象出现。但是中国有一个时代，大师都信奉自由二字，而且不拘小节，更奇妙的是，这些大师们都在同一个学校，他们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学术最高水平。而这些人，就是联大的老师们。

抗战时期，由于各地战火冲天，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都无法像平时一样开放。教育界认为，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中断教育，因为这些学生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联手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把老师学生和书本文献都转移到了昆明。

虽然他们用的是一个名字，但是内部却依然保持三个学校原有的独立性，秉持着本校的风气和宗旨。新来的教师们也是看哪个学校发的聘书，就去哪个学校所指定的地方任教，不能随意更改。

在三所学校还没有合并之前，学生们还是沿用以前的学籍，毕业证也是旧的证书，至于学号则用三个不同学校首字母来区分。不过新来的学生不用这样，统一使用就可以。因此，三所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方向不太相同，极具特色。

西南联大像一般大学一样分了五个学院，里面只有工学院是清华负责的，师范学院是和云南合并以外，其他的文、理、法商都是三个学校联合一起教学。不过当时能读得起书的人不多，三个学院加起来也就几百人，教学压力一点都不重。在教师人数方面，属于清华的人最多，所以经费方面也是清华占大头，无形中清华算是在三个学校中起了主导作用。

因此，整个大学的风气多受清华校长影响，蔡元培主张由与包容，和四书五经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大批留学归国的人才和国内人才，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不一样，在联大上课的老师不用备课，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随意所欲授课。只要他想讲什么课，自行准备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其中有位老师叫刘文典，他上课的时候常常迟到半小时，要全班同学等他一个人，而且上课也不讲什么正经东西，半篇的《海赋》硬是让他讲了半年，平时也就是聊聊天讲题外话，而且急了还会骂，兴致所起边抽烟边讲课，学生依旧听得入神。就算是这样，他还深得全体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也正是在这种极大的自由底下，老师和学生的距离才没有束缚。

学生也同样自由，只要修够了学分就能自由选择课程，如果觉得这门不适合自己，转专业也可以。而且大学里没有分上下级的关系，学生可以为了一个问题当场跟老师争议。除此以外，西南联大还有一项奇怪，甚至可以说是浪费“师资”的规定，就算剩下一个学生听课，那老师就必须要开。比如金岳霖和他的学生王浩，常常只有王浩一个人听课，金岳霖几乎是一对一的授课，让王浩专业突飞猛进，只花了一年多久拿到国际著名学府哈佛的博士证书。

自由不代表放纵，西南联大对于学生的学业要求很高，常常是几天一小考，几周一大考，逼得学生一直在学习，每年开学有8000多人，但是最后毕业只剩下3000多了。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在各个领域拔尖的，这也为后来的新中国输送了许多出色的尖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