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有一件事很让人钦佩。因为不满于孔祥熙与宋子文的腐败，傅斯年以一人之力，公开树起倒孔倒宋大旗，并赢得国人的支持，最终使前后两任行政院长孔和宋下台，而自己毫发无损。

倒孔之时，蒋对孔施以援手，屈尊就驾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在傅兴高采烈宏论大发之时，委婉地劝说到：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说我绝对信任。蒋便又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你既然相信老大，也必定信任老二。因为老大老二是一个血脉的共同体。岂料傅干净利落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了我的脑袋，我了也不能这么说。傅说此话，在座的陪客无不大惊失色，但蒋却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未再追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文人之所以敢说敢做，其实也在于当时有一个相对宽松对待文人的环境。如果说蒋独裁，至少在此事上，蒋还是开明的。

应该承认，民国时期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山河破碎之时，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也没能使这种势头得到遏制。举一例，香港沦陷时，中央政府派出专机前往香港救援滞留于港的陈寅恪、蔡元培夫人等重要人物，结果却被孔大小/姐/派出的保剽拦截，载上了孔家的洋狗、保姆和沙发等。待到国民党要员闻说诸大师自香港归，到机场迎接之时，却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孔大小/姐/与她的狗和保姆。但这并不影响孔祥熙日后荣登行政院长的定座。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腐败呈越演越烈之势，几无控制。但无论如何，却还有傅斯年这样的权权赤子之心的人起来愤而怦击，直接点名，并在其未下台之际便公开证据，使其难以反击，黯然下台者。当今中国，还有谁有此胆魄。或者说如今有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政治环境吗？

陈寅恪从来鄙视靠着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他认为这样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他讲课，以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有著作出版的，不再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经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阅读一下就可以，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因此，他讲课，每讲必有新意。也许这就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原因。我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是个什么情况，但我有几个当教授的朋友，因此我约略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的老师都是把问题分包给学生，由学生完成后，最终由老师稍加修改，便成为老师的成果，学生最多也就是作者之一。因此，现在的老师，很多是被学生称之为老板。特别是一些党校的教授，成天夹着个公文包，到处讲课，其实讲义就那么一份，每每增加一些所谓内幕消息，或者与某领导的交往的秩事，便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然后怀揣着几千上万的授课费心满意足地走人。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视为国宝，但成了国宝的刘文典，却并不买蒋的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潮一事，当面顶撞蒋，并称蒋为军阀，结果被盛怒之下的蒋搧了两个耳光。刘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中了蒋的小腹，以致蒋大呼一声象秋蚕一样蜷缩起来，痛的脸上汗珠直滚。为此，刘被关了起来，却因此而被视为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又因众儒联名求情，在关了七天之后，被释放，仅被勒令“必须滚出安徽”。却又受聘去清华出任国文系教授、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刘的这一故事，其结果可以说是个奇迹，放在当代，难以想象!

关于刘文典，又一则故事也反映了民国大师们的个性，爱憎分明，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绝不含糊其辞。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刘文典，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学者十分轻视，并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警报响起，他夹着一个破布包，从城里窜出来往郊外山野方向逃窜，路上遇到联大文学院副教授著名小说家沈从文夺路而逃，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在西南联大时的沈从文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太轻易与人较劲儿，此时便如见了瘟神一般，未敢计较，索性来个逃之夭夭。刘仍不知趣，望着沈的背影继续嘟嘟囔囔叫骂不止，此时敌机已经飞临头顶，刘忽见炸弹落下，乃立即闭了嘴巴，夹着破包放开脚步，狂奔起来。毕竟炸不认什么国宝的。读这一段文字，挺有趣，大师的形象便也有血有肉起来，感觉可信。

当代中国，为什么文人再无民国时的风骨。从上述几则故事中，我们是否能发现，当今我们社会缺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