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即将沦陷，72名中英官兵秘密转移至惠州。

现城区上塘街东湖旅店。当时文化人士来到惠州后住在旅店二楼。

部分滞留香港文化人士被营救来到东江游击区。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接到周恩来指示,计划秘密营救滞留香港文化人。图为秘密营救领导人廖承志(下图)和张文彬。本版图片均由何志成供图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第38师团在海空军的配合下，越过深圳河向驻香港新界的英军发起进攻，4天后日军占领九龙，12月25日英军投降。当时香港有180万人口，日军以香港粮食不足为由，强迫疏散70万人回乡。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韶关成立“紧急救济港侨委员会”，并制定《救济港侨工作大纲》实行大撤侨。此后，香港同胞每天经淡水、惠州等地返内地者不下千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其中由共产党人主导的、营救被困香港的著名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是最为精彩的一幕。

800多名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困香港

1941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有800多名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困在香港，处境困难。周恩来急电廖承志，设法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将他们安全撤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接到周恩来指示，当即向地方党组织和林平转达，计划进行秘密大营救行动。林平返回石龙，即向曾生、王作尧两部传达周恩来和廖承志的指示，着手开辟九龙返内地的东、西两条交通线，组织力量从九龙交通站秘密护送各界进步人士到东江游击区，再转往大后方。交通线的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会议决定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元老等，由水上交通线转移；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则走陆上交通线，再分别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为确保途中安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员做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

1942年元旦之夜，廖承志和连贯及乔冠华等乘小木船从香港偷渡到九龙交通站，由武工队护送走东线，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牛池湾出了封锁线，走打蚝墩、沙角尾、大环村，到企岭下海湾，登上护航队武装船渡过大鹏湾，凌晨3时在沙鱼涌上岸，经田心接待站转往石桥坑，曾生在那里迎接他们。1月9日午夜，3只木艇载着邹韬奋、茅盾等20多人，由交通员带领从香港偷渡至九龙交通站，在武工队护送下走西线，经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在赤尾上岸后，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的宝安白石龙村，受到林平、曾生、王作尧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接着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员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先生，以及廖承志夫人经普春等由地方党组织护送，乘船从鲤鱼门到大鹏湾不幸遇险，在海上漂流8天，断粮缺水，经曾生游击队护航队救援护送至汕尾安全登陆。据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回忆：“香港沦陷后，母亲和柳亚子先生等一起，乘坐共产党方面准备的船只前往东江……可是出海之后，偏偏海面上一点风也没有，原来预计两天到达东江的，却在香港海面徘徊多日，船上的食水和粮食均已告罄，大家都很焦虑。”后来船主下船取水途中碰到共产党游击队，听到船上有廖仲恺烈士夫人，立刻向中共党组织报告，并送来了煮好的鸡蛋和牛奶，往船上抬进几箩重达百斤的番薯和装足了淡水。此时正好海上起风，船便一路顺风驶向东江的海丰。当时何香凝感怀之下，写了一首 《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诗曰：“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敢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营救活动历时11个月，其中没一人走失和被捕

1942年2月，第一批从香港来的文化人到达惠州。他们之中有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胡风、许幸之、廖沫沙、周钢呜等。他们到惠州后，先安排住在东湖旅店 (今上塘街马屋巷口对面)二楼。当时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住在三搂，这批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与张光琼同住一幢楼，安全得到有效保证。后来他们感到不便，遂迁到水东街中共地下党开设的源吉行居住。为了避开日本汉奸特务耳目，他们一律不准上街，天天睡在源吉行的楼板上，生活条件较差。春节来临，茅盾说他的家乡风味鸡很出名，他的夫人会做。源吉行的陈永听到后，上街买了两只鸡和姜、醋等配料，茅盾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后大家一起吃。春节过后，茅盾提出上街观光，看看市面。陈永征得组织同意，便带茅盾夫妇在大街小巷逛了一回。直到农历正月初八，这批文化人由国民政府派员护送，离开惠州前往韶关。临行时还给他们每人发1000元路费。此后又陆续来了几批，其中有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等。他们大部分是经过东江游击区来到惠州，然后沿东江而上，经龙川、兴宁、梅县、韶关分赴全国各地。

又据张友渔回忆：“撤离香港的文化人，都是在深夜乘党组织准备的小船，偷渡到九龙。我们偷渡那一次，正赶上日本哨兵在九龙的渡口检查，为躲避追捕，我们的小船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边一个僻静的崖壁下，由护送我的交通员先上去，然后吊一条绳子下来，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根绳子，慢慢地沿着崖壁的石缝爬上岸去。登岸后，我们在九龙地下党早已准备好的秘密住处，化装成商人模样，又到一个叫西贡的小港，上了游击队的船，准备渡海到对岸的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了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不然就动武。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早有准备，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紧张。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对峙了一阵后，见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就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计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11个月。他们全部从香港撤离回到祖国内地，其中没有一人走失和被捕。

秘密大营救国际影响重大

在这场秘密大营救中，全国10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属共约有800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孔德、廖沫沙、黄药眠、胡风、沙千里、高士其、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袁水拍、华嘉、张文、沙蒙、金山、王莹、宋之的、于伶、许幸之、郁风、叶浅予、胡考、丁聪等。

与此同时，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或提供安全路线、路过东江转去大后方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电影皇后蝴蝶和数千名工人、学生和各国留港人员以及英国、印度军官。另外，1941年12月25日，在侵华日军的猛烈攻击下，独腿的中国海军少将陈策率领72名中英官兵在枪林弹雨中成功突围登陆深圳南澳，并在当地游击队和村民帮助下秘密转移至惠州。著名作家茅盾在 《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次营救组织“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说这是“抗战以来 (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可以说抗日游击队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营救行动，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次营救滞留香港的文化人过程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一切抗日爱国人士以诚相待，患难与共，表现了共产党宽广的襟怀。这次大营救活动，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从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是军事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奖。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为答谢惠州军民在这次香港大撒侨中，营救了该国的众多军人、家属和侨民，特授予驻防惠州的187师长张光琼 “大英帝国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荣誉军官”称号，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于1946年6月颁授O.B.E勋章给他，以表彰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