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有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其中意蕴深刻的“侠义”精神尤为明显，而“侠义”作为武侠小说中的关键词跟墨家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墨家坚守兴利除害的信念和舍生忘我的救世情怀，为求天下大义，牺牲自我在所不惜，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士们多有墨家任侠精神，他们在重然诺、重信义的同时内心镌刻着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坚定信念'怀揣着兼爱天下的救世情怀，且有不顾生死“赴士之厄困”般的侠义精神。

“侠”不出于或归属于墨家，墨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敢于“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学术流派。墨家集团有自己的行事纲领和原则，他们秉持着“为天下兴利除害”的信念，并且还有着兼爱天下的救世情怀。墨家人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为准则，反对所谓“恶勇”和私斗。这正如墨子主张的那样：“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集团他们即使是牺牲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为的是求天下大义，曾有文献中这样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宛若侠士，并且这些侠士们的壮举是恩不图报、功不受赏的，他们仅仅是过着“以裘褐为衣，以支鞒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简单亦或是艰苦的生活。墨家的传统也自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承继下来，如战国以后的侠士的出现，其中有赫赫有名、专以“振人不赡”、“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为务的朱家和郭解，在他们这样的“闾巷之侠”身上，笔者看到了墨家的“兼爱”。随着社会的发展，秦汉以后，墨家已然不是一门显学，但其影响异常深远。

墨家思想中为“天下之利”及“万民之利”而赴汤蹈火、“兼相爱，以自苦为义”以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重然诺、锄强扶弱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都有体现。墨家反对私斗与所谓的“恶勇”，所以韩非子所谓的“侠以武犯禁”的侠与墨家思想所提倡的侠义精神不同。

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士们多有墨家任侠精神，他们有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坚定信念，有兼爱天下的救世情怀，有“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重然诺，重信义，重情义。金庸笔下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更多地体现出墨家的精神。而《笑傲江湖》通过令狐冲的形象更多体现出一种道家的自然自由的生命境界，《鹿鼎记》则体现了反侠反英雄的特色，对现实的指涉更多。

心系天下的救世情怀

众所周知墨子的“非攻”思想要求各国和睦共处、平等互利。然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面对此种状况，墨子提出了“非攻”思想，以消除国与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实现国家和平、百姓安居。

中国向来以儒家学说为正统，因此墨家学说被打压之后，正统“侠义”精神也便成了“儒侠”。金庸创作的最初阶段，对侠的理解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因此很多论者把郭靖、陈家洛、袁承志等人作为“儒侠”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毋庸置疑，他们身上有着深重的儒家思想烙印，但金庸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种传统人格模式进行了某些改造。墨家思想中的为天下万民利益赴汤蹈火以及反战思想等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有很强烈的体现：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既非儒生也无儒雅气质，虽是一地地道道的草莽青年，但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义风骨——在“华山论剑”结束后，黄药师答应他与黄蓉的婚事之时，一听说蒙古进犯襄阳，便义无反顾地前往解困，不顾儿女情长，舍生忘我，心怀天下苍生，俨然一位形象高大的侠义之士。他的忠义不因对象的身份地位而不同，任凭你是皇族权贵，还是—介草民，只要是关涉国家民族、百姓苍生，他的侠义便会因时而现——这种兼爱天下的救世情怀更好的诠释了属于郭靖的“侠义”二字。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在大宋与契丹之间两难。最后为了使民众免受战争之苦，逼辽国皇帝有生之年不再发兵攻宋，但又觉得愧对族人，最后选择了自杀。他的反战思想与墨家的“非攻”思想类似的。

无论是郭靖还是乔峰，他们身上所背负的使命是自身赋予的一种责任，心系天下苍生，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侠义之心。乔峰作为“侠义”之士，既想对得起自己的族人，又不忍两军开战导致生灵涂炭，以至两难。他们都反对战争，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个人都是不利的。

墨子认为战争是不仁不义之举，战争损人不利己，在《墨子·非攻》中有这样的记载“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墨子甚至以上天的名义奉劝恃强凌弱者：“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也，诈之谋愚，贵之傲贱。”金庸通过郭靖、乔峰、张无忌等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反战思想，是就为民为国的情怀，也是心系天下之大义。“兼爱”“非攻”思想

在《墨子·兼爱上》中这样写道“交相恶则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冶之。”“乱自伺起，起不爱。”中可以看出墨子提倡：“夫爱人者，入必从而爱之；利人者，入必从而利之；恶己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见爱，而恶人者必见恶也。”“故兼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矣。”言之，墨子的兼相爱即‘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他所提倡的是一种超然、不分你我、家别和国界的爱，无论血缘关系、无论等级地位的无差别的爱。

金庸小说中经常出现门派斗争、民族之间的争战，而引发这些战争的多为社会、历史、人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繁难的。金庸小说中虽然没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其小说中也传达出这样一种“兼爱”“非攻”的理想。

在《倚天屠龙记》中他对武林的名门正派和明教丝毫没有偏颇，也没有分高低贵贱。鹰野王的女儿素素与武当派的张翠山相恋，明教的杨逍与峨嵋派的纪晓芙相爱，他们都是冲破重重阻碍，冲破礼教的束缚才在一起的。虽然留下了后代，但都是以悲剧收场，其中也体现出儒家正统礼教思想的残酷性。但其后代都冲破阻碍，纪晓美的女儿后不顾礼教不顾社会的眼光，嫁给了当年苦恋母亲的殷梨亭。张无忌更是与蒙古的赵敏在一起。正邪门派，不同民族的界限都被打破，作者不做丝毫价值判断，但儒家的正统礼教秩序被打破。

《天龙八部》中，乔峰因为自己的身世所苦，他的自卑是由中原文化中的大民族主义所致。他知道了自己是契丹人，而内心依然认为中原为正统才会产生自卑心理。后来乔峰在雁门关见到宋兵屠杀契丹百姓，如梦初醒，立即茅塞顿开，不再以自己是契丹人为耻。墨家的兼爱的思想与释家的众生平等是想通的，宋人的生命和契丹人的生命是一样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宋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契丹人中也同样的有好人坏人，而只要自身做到“侠义”二字，则无愧于天地，也不会再在乎自己是什么身份。三、“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

墨子自身多次为反对战争而奔走游说，墨家集团更是不惜牺牲个人性命也要捍卫天下大义，《淮南子》有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谓“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家学派也曾一度在梁启超的笔下分为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墨家的游侠精神，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墨子坚定地认为“仁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故“任侠”的敢于强力而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等都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从墨子徒弟禽滑厘的“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中可看出墨者自始至终都秉持着“扶弱抗强”的信条，他们同情弱者，同时墨家思想是侠义精神的发端。不难看出墨家的侠义精神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然而这淡淡的色彩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用很妙、也体现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侠义精神成就的一种大境界。

《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在谢烟客带他去摩天崖的途中，遇见几个武林人物围攻大悲老人，他没有武功，单凭一种对弱者的同情感就挺身而出。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虽然更多展现的是一种亦道亦佛的人格模式，但也包含着墨家思想在其中。他二十岁重入江湖，心心念念着去荒岛与义父团聚，但终究事不遂人愿——在西域大漠中被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打伤，后又以重伤之躯救了明教一群人。在各大门派集中起来围攻光明顶之时，张无忌义无反顾地站出来阻止，出手协助明教与各位高手抗衡，他甘受灭绝师太三掌，不为求名也不是逞一时之勇，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做”，几乎丢了性命。为搭救义父谢逊、清解恩仇，弄得他筋疲力尽。

希望有侠义之士“锄强扶弱”是底层人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理想，而墨家思想正是代表底层人民的。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有其独特之处，是因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可能不是英雄，但是很真实，有血有肉，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正义感”。英雄往往是为自己而做事，侠义之士则通常是为别人做事，宁可牺牲自己，也把义气放在第一位。四、重然诺、重情义

墨子有言：“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他推崇“言而有信”和“有诺必承”，这是侠义之风的体现。

秦汉以后，墨学作为一种在野的、流行于下层的思潮，不再属于显学，但其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社会上经常出现的“游侠”“任侠”等一流人物，他们不仅扶弱济贫、见义勇为、更加重信义重情义，这些人物身上的可贵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闪现着墨家思想的光辉。再看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士，无不是重情义之辈：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与苗人凤二人是重情义的典型代表。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二人交战几日后对对方都心声钦佩，竟从恨不得将对方千刀万剐的仇家变成了互诉衷肠的知己。胡一刀之子胡斐也是重情义之人。

《射雕英雄传》中，杨铁心、郭啸天家遭横祸，被与完颜洪烈勾结的南宋狗官迫害致死，且两位的怀着身孕的夫人也都不见踪影。郭、杨的好友丘处机得知后怒不可遏，对凶手进行了追杀，而且与江南七怪联手，同去寻人。他们为了争取时间，分头行动，江南七怪去救郭啸天的妻子李萍，丘处机去救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商定各自将两家的孩子教养成人，十八年后重会嘉兴比武。江南七怪和丘处机二人慨然应诺，他们是重情重义、义薄云天之辈。且不论十八年后的比武，就从丘处机对郭、杨二家的救助也可看出江湖侠义之风，丘处机、江南七怪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的不忠不义、不仁不信对陈家洛所奉行的“忠”君思想形成了巨大的讽刺，陈家洛因重然诺守信导致自身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但作者在这里对这种重然诺的行为是持褒扬态度的。陈家洛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重然诺等品质都与墨家“任侠”标准非常契合。五、侠的悲剧精神

历来墨子是下层民众心声代表人物的典范，他思想中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正是下层民众诉求的体现。然而社会的绝对公平正义从古至今都只能是美好的愿景、是发展中的理想，因此，不合正统思想的侠义之士的人生往往都有浓黑的悲剧性。

《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众当家武功高强、智计百出、为民除害、反清复明等英雄壮烈的事迹充满了江湖义气。但最后依然是以无奈的失败告终。陈家洛等人可以说是胜了乾隆本人，但是反清复明却仿佛注定无望，陈家洛牺牲了爱情也没有换回自身所希望的结局。

《碧血剑》以袁承志的复仇为始，后因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失败而意兴萧索，遂与温青青及众军士、豪杰一同远赴海外，意欲在异域重辟天地。这其中都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感。

《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了却恩仇出家后，最后绝了张无忌安享天伦的唯一奢望。尽管他身负绝世武功，又身为明教教主，但等到明教将要打下江山时，却为人所陷害。朱元璋恩将仇报，让张无忌认为故友常遇春、徐达等意图篡权而背叛了他，令他心灰意冷，辞去了教主之位。从此，张无忌对江湖再无半点留恋，虽然和周敏已悄然归隐，但想起常遇春、徐达等的背叛还会时常忧绪满怀。像张无忌这种侠义之士，对义气、情义等看得比性命还重。

真正的侠士遇到了阴险的小人，往往是以悲剧收场的，《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和苗人凤也是如此。金庸笔下的这些侠士，最终要么死去，要么离开远游、避世隐居，这是“侠”的精神在正统社会中的失败，也是必然。

而侠的悲剧精神在《天龙八部》中体现得更加沉重，金庸笔下的主人公虽是具有英雄气概的英雄，但这似乎不是作者想表达的重点，重点是英雄的悲剧命运。

乔峰本是众人眼中的英雄人物，被诬陷杀害马副帮主，又被指出自己的契丹血统。为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历尽艰辛北上少室山，去找自己的恩师和养父，却不料他到时他们也都已遇害，但人们都认为他们的死是乔峰所为。后乔峰被马夫人所骗，失手打死阿朱，悔恨终生。最后辽国发兵攻宋的时候，他不愿目睹生灵涂炭之状，不惜一切捉住了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并且逼他立下有生之年绝不向宋发兵的誓言。面对辽宋两军，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胁迫了皇帝，而且也愧对族人，于是他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乔峰一生遭遇坎坷，不断地遭受打击，始终没能过上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阿朱一起在草原上牧马放羊。乔峰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但也是充满悲剧精神的一生。

这部小说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描写和审视。“天龙八部”是佛经用语，包括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八种神道怪物，作者以“天龙八部”为名，是因为这八种神道怪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千世界中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写照。其中蕴含着浓重的佛教思想，佛教重“出世”、“超脱”，金庸用佛教思想对这种悲剧精神进行了升华。而佛家思想与墨家思想在某些层面是有共同之处的，例如众生平等跟墨家的兼爱思想类似，佛家则更形而上，而墨家思想始终站在民众阶层，努力地生活着。

而金庸小说中富于侠义思想的人，大多不是受过正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如从小生长在冰火岛的张无忌，他不知人世险恶，也从不会注重自己的利益，总是舍身忘我地去帮助别人。郭靖出生在蒙古，随母亲在蒙古包大草原长大。乔峰虽是在中原长大，但骨子里却流着契丹人的血。所以，金庸其实是更倾向于异族文化，无论是蒙古还是冰火岛，只因为那些地方未受中原正统文化的压制，或者压制不那么严重，因而这种侠义的精神才有生长的土壤。

总之，金庸的小说浸润着典型的墨家思想。金庸笔下的侠义之士多有墨家任侠精神，他们在重然诺、重信义的同时内心镌刻着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坚定信念，怀揣着兼爱天下的救世情怀，且有不顾生死“赴士之厄困”般的侠义精神。这都与墨家“坚守兴利除害的信念和舍生忘我的救世情怀，为求天下大义，牺牲自我在所不惜。”的精神一脉相通。

金庸笔下人物张无忌、石破天、乔峰、郭靖等“心系天下的救世情怀”“‘赴士之厄困’般的侠义精神”“兼爱”及“重情重义”等品质都是墨家精髓精神的体现。同时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们都有着侠的悲剧精神，这也注定了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有无法磨灭的悲剧色彩，这也正是墨家思想、墨家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