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授业于子思，所以都把子思与孟轲视为一派，这就是著名的思孟学派。子思为孔丘之孙，从孔丘到孟轲，传承关系较为直接，而孟轲也俨然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孟轲一方面批判道家杨朱的“为我”，驳斥墨家的“兼爱”，攻击法家的“耕战”，非难农家的躬耕;另一方面周游列国，到处推行其学说，成为战国中期显赫于时的儒家巨子。

孟子所提出“仁政"与“性善”对教育的影响巨大。

一、“仁政”主张

其一，“制民之产”，使人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孟轲认为，老百姓的特点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一份固定的田产，才会有思想的稳定而安于本分，因此应当给每户农家百亩农田、五亩宅地，“薄税敛”，“不违农时”，使“民不饥不寒”，由此可以行“王道”。

其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以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所以，君主要注意民心向背，尊重民意，收取民心，进而获取天下。

其三，好的政治既非完善的政治制度，也非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是教育。教育通过讲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类“之类“人伦”规范，使人人懂得正确行动，社会有良好风俗，天下就自然实现了治理。因此，“仁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就是教育。

孟轲以为，行“仁政”者就是“得道者”，就可以使“天下之民”一齐归向，那就能“无敌于天下”，天下也就“定于一”了。虽然孟轲的“仁政”学说在他生时未能行得通，并被认为是迂阔而“不知世务”，但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孟轲的保守，相反，“仁政”学说表现了某种超前特点。它为几百年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准备了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并与孔丘思想一道共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因此，孟轲被奉为位次孔丘的“亚圣”，《孟子》被官方定为经典、定为士人进身的必读书，就不是偶然的了。

二、“性善”观点

人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深入了，并有过热烈的论争。“孟子道性善”是其中重要的一派观点，而且是第一次从理论高度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并形成论证政治必先论证教育、论证教育必先论证人性的思维习惯。

孟轲以为，仁义礼智这些人的“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显然，这种脱离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和一切外在条件谈道德善恶的观点，是一种先验论的“伦理绝对主义”。但同时，孟轲的“性善论”却又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其教育思想的基础。

其一，“性善论”说明了人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人之需要社会伦理与政治，这是为人的内在本质所决定了的。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而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轲以为，讨论人性就应反映出所讨论的对象——人这一类的类本质，所以人性是一个类范畴:人相对于其他的类绝不相同，而同类之中却相似。基于此，孟轲肯定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以之贯彻于其教育和政治实践。

其次，“性善论”还包含一个人类种系发展的前提在内，换言之，“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归根结底也是人类学习的结果。孟轲以为，人类最初本不懂得埋葬他们死去的父母，后来见到父母的尸体被野兽吮食，才渐渐懂得加以埋葬的。可见，人性本初称不上善，所谓善性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学习积淀而成的。所以，人性的善是人类学习的结果，是人类缓慢进化的结果，这又合乎逻辑地要求这种结果成为进一步进化的起点与内在依据。这也就是孟轲为何要把性善解释为“端”，把教育过程视为“扩充”本性的过程的原因。

其三，“性善论”不仅揭示了人之“类”，而且还揭示了人之“故”。孟轲说过，探讨人性不过是在探讨人的所以然，而探讨人的所以然又是为了“顺性”而因势利导;人性之“故”就是“就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所以，既然仁义属于人之所有，“为仁义”就必须依据人之所以然，“行其所无事”，“以利为本”。

所以，孟轲的“性善论”指出了:教育与学习是人的必须，也是人的可能;教育与学习必须遵循人的内在依据，发扬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