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10月9日,施泰因公布了第一项有关村民解放的法令

普鲁士的改革通常被称作“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要了解改革的内容,首先得从改革的主角谈起。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出身于德意志西部拿骚地方一个帝国骑士家庭。由于没有邦国,施泰因从小就习惯于超越他那狭小的领地,从全德意志整体思考问题。他有一句盛传的名言:“我只有一个祖国,这就是德意志。”青年时期,施泰因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受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法国启蒙思想的熏陶。以后他又在韦茨拉尔帝国法院和南德一些邦国的宫廷进行过实习考察。最后,由于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潜心研究,他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独立性较强并富有改革传统的普鲁士身上。1780年,经亨尼茨大臣的介绍,他开始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供职。起初,他在马尔克伯爵领地的矿山和冶金部门任初等文官,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即赴英国考察。

1796年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院长,并兼任威悉河以西领地军事和产业行政长官,180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部大臣,进入柏林总管理局。任职期间,他广泛地了解了普鲁士各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并通过与资产阶级人士的交往和接触,熟悉了英、法等国的进步思想,这些都有助于他社会改革思想的形成,并推动他较早地投入局部的改革实践。早在西部任职期间,施泰因就曾致力于农业改革的最初尝试。他针对旧的农奴制立法对城乡经济发展的限制,多次上书普鲁士国王,陈述限制容克贵族特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为自由承租者或土地所有者的主张,并在1802年推动国王率先在莱茵河东岸王室领地上进行废除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初步改革。1804年,他又试图废除各领地的内部关税,准备建立全普鲁士的统一经济区,实行普遍的累进税制度,结果遭到国王和容克贵族的一致反对而被迫放弃。

这些早期的实践,促使他的改革思想不断深化,对改革实践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从青年时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汉诺威人布兰德斯和雷贝格的影响以来,特别是访英期间的观感,他形成了牢固的英国式渐进改革观念,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是,国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以及法国革命所展示的时代精神,触动了他的改革观念。他已认识到,只有改革逐渐深化到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层面,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在受命改革以前,他的具有时代内容的立宪改革思想已逐步成熟。1807年年初,当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要他出任外交大臣时,施泰因周围已集中了一批改革精英,一个改革派集团已开始形成。但是当施泰因试图以建立责任制大臣政府取代旧的枢密制政府作为任职条件时,震怒的普王就以“刚愎、傲慢、顽固而不服从命令”的罪名将其解职。回到故乡拿骚的施泰因没有陷入消沉,而是埋头于他的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的写作,进一步完善改革计划,希望有机会说服国王,“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情”。

1807年9月30日,由于拿破仑的推荐,施泰因被任命为首席大臣。法国皇帝坚信唯有施泰因才能振兴普鲁士经济并满足对法国的赔款要求。施泰因从领地出发,于10月4日抵达东普鲁士的梅默尔,从此他身负重任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变革。在一年多的任期内,施泰因在农民的解放、城市管理和国家机构管理三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有步骤的调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收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解放农民的农业立法,是他全部改革的基础,也是最具社会变革内容的重要部分。1807年10月9日,上任仅5天,施泰因就公布了第一项有关农民解放的法令,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简称《十月敕令》。敕令的核心内容是“地产自由”和“解放农民”。

敕令解除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限制,允许市民和农民获得贵族庄园的土地;贵族也可以扩大地产或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敕令禁止创设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一切既存的农奴制度。敕令宣布: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在“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的人”。《十月敕令》是以现代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鲁士境内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以赎买的方式实现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地产制过渡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步骤。敕令的颁布以及1807年至1808年一些补充农业法令的实施,使普鲁士约4.7万多户农奴获得解放,变为自由的国家公民,他们获得432万摩尔根土地,有3/4的封建义务被废除。由于获得人身自由,农民有离开庄园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结婚,并摆脱了强制性的奴婢劳役。

随着地产的自由流动,贵族、市民、农民之间的等级限制逐渐被打破,有条件的封建等级所有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绝对私有制过渡。因而以《十月敕令》为标志的农业改革,结束了资本主义因素在传统农业中的缓慢“进化”,成为德意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开端。当然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农民获得身份的自由又是以赎买为代价的,在地产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容克贵族扩大地产的过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产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的形成,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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