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来说本《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这本书
在对外问题上,朱棣的志向其实已经在他给《永乐大典》写的序言里流露出来了,他说编撰此书的目的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政治、文化、风俗上的大一统,把世界都纳入到这个秩序里来。
另一方面,朱棣后来坚持迁都北京,提的一个很崇高的理由也是,“天子守国门”,并且他一生中多次亲征漠北,号称“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就是说他五次出征,三次都把敌人给扫平了,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从中可见,朱棣对通过武力来保障安全这个战略,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上述这二者结合起来看,就是朱棣在华夷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以及实际动作,我们可以概括为:海上要怀柔,陆上要征伐。下面就分别来详细讲一下。
我们先看朱棣提出的口号:“华夷一家”,可以说这个口号就比朱元璋高明多了,朱元璋提的是“统一华夷”,虽然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说统一,那谁统一谁就是个问题,潜台词当然是华要统一夷——总不能让夷来统一华吧?但人家夷也不傻啊,这个言外之意当然听得出来,当然也就不爱接受。而“华夷一家”回避了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听起来就多了些包容性,而底子则是更强的自信。为了实现这个口号,朱棣在海陆两方面都做出了大动作,海上的行动,主要是郑和七下西洋,走的是怀柔路线;陆地上则是亲征漠北,走的是强硬路线。一柔一强,目的都是一个,重建“华夷秩序”,做真正的“中华天子”、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是众所周知了。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发生在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将近一个世纪,1433年,郑和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去世,安葬在了印度的古里,这个地方,后来西方人把它叫做卡利卡特,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也到了卡利卡特,比郑和最后一次航行还晚了半个多世纪,而当时,当地还流传着郑和的传说,让达·伽马无比震撼。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辐射范围,即使大航海时代很多年以后,西方舰队都难以比拟。第一次出航时,随行士兵就多达27800人,大船62艘,其中最大的“宝船”全长约150米,宽约60米,绝对是那个时代的海上霸主。每次下西洋,郑和舰队都会有地理新发现并延长航线,从东南亚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岸、非洲东海岸,都有郑和舰队的痕迹。由此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为什么拥有海上霸权的明朝,没发展成海权国家?
过去有三个说法:一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二是为了清缴元末枭雄张士诚在海外的余部,三是为了开拓海上贸易。这三种说法,至少前两种说法是不靠谱的。因为下西洋耗资巨大,而所谓建文帝或是张士诚余部,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对朱棣的统治构成威胁了,怎么可能为他们而耗费这么高昂的成本呢?至于扩大海上贸易,这个说法也缺乏说服力。
朱元璋时代就确立了“海禁-朝贡”的二元体制,对贸易总体上是排斥的,永乐年间更是全面禁止民间自由贸易。朱棣虽然放宽了海禁,免除了朝贡贸易中所带物资的关税,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禁”。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在尽可能广的地理范围内重新确立朝贡体系,依据儒家的规范,发现并且怀柔尽可能多的“夷狄”。
这与100多年后西方兴起的以寻求财富和贸易霸权为目的的大航海运动,可以说这二者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郑和七下西洋,为的是实现朱棣“四夷来朝”愿望,可以说,至少在永乐年间,朱棣的这个理想实现了。洪武末年,来中华朝贡的国家有减少趋势,到永乐年间,朝贡国激增,《明史》评价朱棣生平这一章里说,“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就是来朝贡的国家有30个,但本书里作者考证说,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多个。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很多国家都是国王跟随船队,亲自来朝见。《明史》称:“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在当时的地理发现条件下,永乐朝称得上是“日不落帝国”了。
海上是广交朋友的怀柔,陆地上则强硬得多。朱棣称帝后,安南(就是越南北部)很快上表请封,但随后屡犯明朝边境。永乐四年十月,朱棣派大兵进攻安南,第二年五月占领安南,永乐把安南的名字改成当年汉武帝时代取的“交趾”,任命汉族官员分管三司,安南在独立了400多年后被重新内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对安南大动干戈,不是因为安南对中国的威胁有多严重,而更多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朱棣在占领安南后发布的檄文中明确指出,安南国王侵犯明朝边境、还侵犯他国、非法继承安南王位,这些都是超出了外藩的本分。即使如此,在抓住当时的安南国王后,朱棣也没有严惩,而是训诫一通之后就把他给放了。这表明,朱棣更重视的是外藩是否能遵守华夷秩序,而不仅是考虑安南与明朝的恩怨。
出于类似的原因,朱棣对蒙古部更是多次讨伐。永乐年间,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鞑靼部处于分裂状态,还不算是明朝的严重威胁,但永乐六年之后,鞑靼逐渐强大起来,拒绝朝贡。于是,朱棣下令征讨。在明军失败后,朱棣决定亲征蒙古。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多次跨过长城、率军亲征漠北的皇帝。 虽然五次亲征,发生交战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而且劳民伤财,没有让蒙古对明朝的战略威胁得到彻底解决,但由此也可以反映出朱棣的执念:看得见的异族,就应该进入朝贡体系,否则绝不罢休。带着这样的强烈信念,朱棣年过六旬仍然连续三年带病出征,最终也在征途中死在了今天内蒙古的榆木川。可以称得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
以现在的观点看,朱棣屡次征讨蒙古并不明智,效果也不好。朱棣死后,向他朝贡的瓦刺部落就叛变了,并在25年之后搞出了“土木堡之变”,但是,历史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中评判才有意义。从政治的角度讲,在朱棣时代,华夷秩序从崩塌到重建,到被动防守到有能力征讨蒙古,朱棣的成就还是显而易见的。而意外的是,虽然蒙古部落没有被纳入中华内圈,其他儒家文明圈的国家却进入了这一体系,并影响了永乐时代之后500年的东亚国际秩序。这个国家,就是日本,这也是本书作者认为的,永乐时代华夷秩序完成的一个标志。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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