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是北宋除宋太祖和宋太宗之外，最有进取精神的人，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他心有不甘，决定在有生之年将大宋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公元1068年四月，新判汝州富弼入朝辞谢。对于这位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重视，由于他腿脚不便，宋神宗特意到内东门小殿接见，并和他聊了大半天关于治国理政的事。

交谈中，富弼看出宋神宗锐意进取，为避免皇帝操之过急，他语重心长的说道：“身为人君，不能让他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一旦被他人看破就会陷于被动。陛下应当像天一样，高高在上，看穿他人的善恶，然后诛赏随之，这样就可以辨别真正的功劳和罪过。”

宋神宗又问他边防之事，富弼道：“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先布恩泽。希望陛下二十年内不要言兵，也不宜重赏边功之人。干戈一起，祸福难料，影响深远。”

宋神宗沉默不语，过了很久又问现在最紧急的是什么，富弼答道：“安定国内是第一要务。”宋神宗虽点头称善，但内心里对富弼的老成持重并不以为然。

几天后，宋神宗又接见了翰林学士王安石。王安石和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是好友，而韩绛等人是宋神宗的东宫旧人，经常在宋神宗面前夸赞王安石，宋神宗早就想见他。

第一次见面，宋神宗开门见山：“治国理政什么最重要？”王安石慨然答道：“选对方法最关键。”宋神宗立马来了兴趣，又问道：“你觉得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很不屑的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那唐太宗！尧、舜之道，简单而不烦杂，精炼而不迂阔，施行起来一点都不难，后世学者不能得其精髓，才以为高不可及。”

宋神宗有些惊讶道：“你对君主的要求有点高啊。”继续问道：“祖宗建立大业，一百年间没有发生大事，总体来看还算太平，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一下子来了兴趣：“陛下这个问题问得好，等臣回去好好写篇文章，再来回答陛下。”第二天，王安石果然呈上了一篇雄文，大意是：

“太祖皇帝英明神武，洞察人心，故而能如臂使指，创立大业。平定天下后，又能除苛政、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官，以身作则，躬行简约，以百姓为中心。太宗延续了太祖的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没有大的失德。这是能够享国百年的原因之一。

到了本朝，因循守旧堆积的问题逐渐爆发，君臣之间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无间。皇帝每天面对的，不过是宦官、女子，出来视朝，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事，不能像古代的大有为之君和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处理政事循规蹈矩，没有核心理念，也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如今的朝堂之上，君子不是没有，但小人也混迹其中；正确的见解也不是看不到，但歪理邪说也时常涌现；以诗赋记诵求取天下人才，却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以科名资历任用官员，却没有公正细致的考核。

监察部门没有敢于执法的人；边关守将不能自行决定属下；官员轮换频繁，难以客观考核；能言善辩的，惯于以假乱真；善于人际交往的，官场上更吃香；独立思考尽忠职守的，却被排挤；上下偷安，维持禄位，即使有一些才智之士，也被消耗成了普通人。

农民背负沉重的差役，既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又不能为他们兴修水利；士兵老弱病残，既缺少训练，又不能根绝五代以来的恶习；宗室既缺少教育和出路，又不能严格管理；理财不得其法，有关部门虽然俭约，老百姓却依然很穷；皇帝勤劳国事，却不能使国家强大。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因为夷狄并不猖獗，又没遇上大的自然灾害，这一百年来的太平无事，虽说是人事，其实也是运气好。希望陛下能够知道上天不可能一直眷顾，人事也不稳定，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变法，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得到这份奏章后，宋神宗高兴不已，对王安石道：“看了你的奏章后，所列国家之失，想必你已经胸有成竹，请为朕仔细说一下该如何实施。”

王安石不慌不忙道：“这件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请陛下先让臣讲学，把道理讲清楚了，变法的措施施行起来也就水到渠成。”

就这样，王安石的改革蓝图逐渐来开序幕。在王安石的洗脑下，宋神宗的信念变得坚不可摧，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他都一往无前。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王安石被赶下台，宋神宗依然守着变法的初心，凭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直到油尽灯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