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有着许多在世界上独特的文化，考试文化也是其中的一种。其实啊，和以前的科举相比，现在的高考算是比较轻松了。从明清时代开始，科举已成为选任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国家在尽力的维持此选举制度的公平与有效。在清代科举制度的三个层级中,最低一级的考试每一年半载地方举行。

通过考试的机会很小,许多考生试了数十次也未能成功。然而对通过的人来说,报酬十分丰厚:这些新科秀才被赋予“生员”头衔,晋升为士绅精英的一员。这个地位让他们可以身穿儒服、免除徭役、县官不能随意对他们用刑、有些人可领的官方的廪米津贴,且更重要的是享有与地方官员同等的地位及与他们来往的特权。

第二级考试每三年由省级机构主办。依据各个不同时间与地区的员额,录取率从1%到4%。通过者成为“举人”,理论上可以受任官职然而如果没有更高的功名则不太可能任官。尽管如此,举人可以进入所谓的上层士绅阶层,与下层士绅在地位上的差别,给当事人的感受是相当明显的。第三级也就是最高层级的会试,每三年在北京举办,通过者可自称为“进士”。这些人是真正的国家精英,也是多数官员来源的人才库。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石碑上,依年度排列在北京孔庙之前。所有三个层级的考试,试题包括关于儒家经典与诗赋。

在清代考据学兴盛之际,精于经典文字训诂之学的官员亦常在考试中加入考据的相关问题。毫无意外地,这样的安排对来自江南或其他私人藏书丰富地区的考生有利，而不利于来自其他较偏远区域、只能专注于精读少数经典的考生。

明清两代的政府也致力于让中举者的出身区域平均分布,并且的确有一些例子像是在实行地域保护,确保社会或文化上较弱势的属民有充足的机会去准备科考、应考及登科。三个层级的考试都各自设有录取员额,并随时调整比例,以使官员来自不同的群体。对来自国家中经济较繁荣、文化较发达之区域的官员与家庭来说,这样的做法与他们的利益相违,于是朝廷与精英社会之间为此出现一种复杂的“猫抓老鼠”游戏。

例如富裕地区的家族由于当地考试的竞争很激烈,他们常常会在像是西南一带文风不胜的偏远区域设一个户籍,然后经由收养或寄籍,将家族中特别有希望的考生迁到该户。他们在寄养家庭中一举及第的机会远大于在自己的出生地。

无疑地,清代科举制度是给那些出生地域或出身不那么好但有才能且有抱负的人一些提升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但是，大部分考取功名的人,若不是那些及第成名者的后代,就很有可能是他们的近亲之中已有人登科及第。也就是说,要考取功名仍有一定的社会门槛,这受限于科举考生须受密集而长时间的教育,为此须付出的代价让某些人无法获得晋升上层社会的机会。一个家庭须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实力,才足以牺牲一名男性劳动力,并资助他花数十年的时间准备成为考取功名的“候选人”,即使经过这样长久的学习与付出,他仍有可能会落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