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府兵之制。兵卒无事时于田野躬耕，有事则命将领整军集合，事情结束后兵卒再解散归于各地，将领归于朝廷。这种制度能使田地有人耕种，将帅也不会手握重兵，是一种内重于外的军事制度。唐高宗时期，府兵之法逐渐衰败，甚至出现了没有兵卒守卫边疆的情况，于是宰相张说建议募土充兵，府兵之法就此一变。天宝以后，募兵也收效甚微，宿卫宫廷的禁军仅有千余人。

而当时各藩镇的节度经略使却权威极重。唐朝大的藩镇有十个，每个驻兵都在五十万人左右，戎马高达八万余匹。开元以前，朝廷每年戍守边疆所花费的军费不过两百万左右，开元年间，每年赐予藩镇的军费却有千万之多。于是外重内轻的形式逐渐形成。唐朝历来的边帅都是忠厚名臣，他们既不久任也不兼统，功绩卓越的往往入为宰相。李林甫为了专权，想要限制边帅入相之路，于是建言胡人勇决习战，应以胡人为将。唐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威权极重的藩镇遂落入安禄山等胡人手中。

曾经有史学家论及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认为源头就在李林甫的专宠固位，从而使安禄山倾覆天下。其实这种怪罪未免有些牵强，平心而论，中国的政治风俗一向都是崇尚和平的，承平之时武备松弛已是常见之事。以汉人任耕，而以降附的外族任战也是长久以来的国策。所以唐初虽有府兵，出征则多用蕃兵蕃将，从而导致他们功高盖主，这也不是唐玄宗一人的过错，归罪到李林甫，就更是迁怒了。只是天宝时外藩偏重之势如此明显，为君为相者却不能早日解决，反而荒淫纵恣，耽宠怙权，他们也不是全无责任。

当时唐朝认为的边疆大敌是突厥和吐蕃，因此天下兵力也以西北二边为重。但正是因为重视，对这两方的制驭也较严。朔方、河陇等地的将军多以宰臣遥领，或者将相出入交替管辖。所用的胡人如高仙芝等，也不过是贪功生事之徒，没有什么隐患。东北则中枢较远，契丹虽桀骜，与突厥、吐蕃还不能相提并论，于是唐人视之较轻。所用的边将只有张守珪稍微出色，但也只是武夫，不知远虑。于是安禄山就趁机盗窃了兵权。

安禄山者是营州柳城的胡人，年少时随母亲生活在突厥中。后来同安道买的儿子约为兄弟，于是冒姓安，更名为禄山。安禄山长大后，相貌较为出色，又能通六蕃语言，还非常骁勇，在坊间非常出名。张守珪做幽州节度时时提拔安禄山为偏将，还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出任平卢兵马使，天宝元年正式成为平阳节度使。后来又陆续担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等。一身兼制三镇，他的势力已经极度膨胀。

安禄山性情巧黠，朝臣对他多有赞誉。他又厚赂往来者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好话，玄宗于是对他颇为信任。采访使张利贞曾经接受过安禄山的贿赂，黜陟使席建侯也说安禄山公直无私，裴宽、李林甫都相继为他美颜，玄宗对他的信任就更加坚定。朝廷本不重视东北边防，又对安禄山极为相信，于是无意之中就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性情悖戾，不是像其他蕃将仅邀战功利官爵，他已经在默默地准备谋逆了。

《新书》中记载，皇太子和宰相曾对皇帝提过安禄山造反，玄宗都不相信。杨国忠建言追安禄山还朝以做检验，也都被他欺瞒过去。公元754年，安禄山在华清宫见玄宗，还哭着告了杨国忠一状，表示自己不识文字却受高位，杨国忠一定要杀了他才会甘心。唐玄宗还宽解了他，并让他做陇右群牧使，安排温以白为副。杨国忠为相时让温以白做了御史中丞，目的是阻止他和安禄山的狼狈为奸。然而据说温在西京时，反而做了安禄山的眼线，将朝廷动静一一向他汇报。天宝十四年，唐玄宗开始怀疑安禄山，借安禄山儿子和宗室女的婚礼召他进京，安禄山以病重推辞了。杨国忠又派人调查安禄山的阴事，得安岱、李方来与安禄山反状，至此，安禄山的谋反已经无可掩饰。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兵祸无可消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