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手下，最后一代“云南王”卢汉曾风光无限，成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代表将领之一，然而，他为何会反戈相向，毅然发动起义与蒋决裂呢？

彝族汉子滇军扬威

卢汉出生于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家族，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但二人对读书不感兴趣，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地区，与邹若衡并称为“昭通三剑客”。龙云、卢汉就在辛亥时期正式加入了滇军，并从此与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不断，而云南则相对安定稳定。龙云利用这个优势，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卢汉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卢汉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1938年，卢汉率领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60军的装备和人数，尤其是兵员素质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他们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还特地命令这支军容整齐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示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来安定民心。滇军的很多人都是彝族同胞，特别善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退。60军浴血台儿庄最惨烈的战斗——禹王山攻防战曾在1940年被定为优秀战例，编入国民党军事院校的军事教材。

1940年，日军侵占越南，云南边防吃紧。龙云成立滇军作战，卢汉任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与他身份相同的几个集团军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出身黄埔的正规军，卢汉是滇军出身，又是少数民族，能站到那个位置相当不简单。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其中第一受降区，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6万多日军的投降，这是卢汉军人生涯的最高荣耀。

龙云“起义”险帮倒忙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卢汉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土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卢汉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他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卢汉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沈醉的军统人员早已经在他的房子周围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卢汉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卢汉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卢汉长谈。卢汉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卢汉，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在卢汉为起义而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划时，龙云的一个举动险些帮了他的倒忙。1948年12月8日，被蒋介石软禁了3年的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到香港定居。1949年8月13日，他与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等一共44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第二天，龙云又在香港接见记者，再一次公开表明了自己与蒋介石的决裂，同时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大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

消息传出，国民党军政一片震惊。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马上用武力解决云南问题，而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龙云的举动让卢汉也陷入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打草惊蛇，不但原来的计划全部落空，危及生命，而且很可能把战火先在云南烧了起来，殃及民众。不久龙云又派他的一位夫人顾映秋到云南来催促，卢汉都没让她出机场，只是跟她说：“告诉老主席（指龙云），如果起义，我算他头一功。”

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卢汉去重庆。卢汉担心去了被蒋介石扣留不放，称病不去。蒋介石又提出愿意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做人质，希望卢汉一定要亲赴重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做了两手打算，连续增派军队向云南集结，准备一旦拉拢不成，就用武力解决云南。卢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权衡利弊，认为立即起义火候未到，倒不如委曲求全，冒险前往重庆。蒋介石见了卢汉后，一边拉拢他，给钱给军队，一边又提出要对昆明进行“整肃”，派出大批军统特务大肆搜捕昆明城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企图借卢汉之手屠杀共产党员，卢汉一面采取拖的办法，与军统特务周旋，保护被捕的共产党员，一面加紧起义的筹备。后来，军统头子毛人凤因时局紧张不得不匆匆离开昆明，卢汉趁机释放了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

执意释放张群之谜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进入云南境内，兵锋直逼昆明城下。面对这种形势，卢汉坐不住了，认为起义已刻不容缓，并把起义时间初定在12月上旬。就在卢汉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关键时刻，12月7日，时任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的张群奉蒋介石之命，突然飞抵昆明。张群与卢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据说当年国民党内军阀派系斗争时，李宗仁要用武力解决卢汉，是张群以身家性命力保卢汉。1948年，张群为迎合蒋介石以西南为最后反共根据地的阴谋，自告奋勇要组织重庆“绥靖”公署。对此，邓锡侯等人反应冷淡，使得张群心灰意冷。卢汉得知后，立即公开声明坚决支持成立重庆“绥靖”公署，并拥护张群为公署主任。其他人知道后，也只得纷纷效仿。对卢汉的雪中送炭，张群自然感激在心，因此一直把卢汉视为自己人，并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替卢汉美言。

新中国成立时，蒋介石最意外的恐怕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精心布置潜伏的庞大特务网迅速土崩瓦解，这和卢汉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卢汉在起义前之所以能够成功诱捕国民党在昆明的不少关键人物，是因为在发出的会议通知单上盖了张群的私章。沈醉在接到当晚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后，颇感担心，但刚到昆明布置潜伏任务的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有了上司这样一句话，沈醉就只能前往，结果做了俘虏。此外，还有一批中统系统和军事情报系统国防部二厅的关键人物也同时被捕。作为交换，卢汉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把张群送去了香港，还他以自由。

卢汉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主席批评。1950年，周总理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另一方面，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在卢汉警卫人员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义的声明上签了字。卢汉的副官杨志华回忆，当时他们用枪逼着沈醉签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1956年，沈醉因为是“起义投诚人员”而被特赦，说起来，这还要“感谢”卢汉逼他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