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杰

阎锡山

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辛亥时期有过一段革命历史。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被推为理事，胡汉民、阎锡山等29人被推为参议。9月中旬，孙中山接受时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邀请，赴晋考察，离开太原时曾经嘱咐阎：“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革命基地。”此后，阎锡山“保境安民”，避免参与省外纷争，长期周旋于北洋集团之间。

1926年初，直奉两派夹攻国民军，阎锡山两面讨好，圆滑应付。吴佩孚听说冯玉祥赴库伦，提醒阎锡山：“冯得苏俄之接济，补充实力，仍旧又重来矣。彼不惜招致外患以亡国，而其诡诈乃超绝一时。盼密侦其行踪，见告为幸。”阎锡山甜言蜜语，复电说什么“算无遗策，拜服之至”。冯玉祥下野后请山西就近接纳、照应国民军，阎锡山婉言拒绝，仍是漂亮话一大把：“焕章（冯玉祥）大哥，我兄所部久经训练，声誉尤隆，方期借镜有资，我怎么敢作上人之想。”国民军人多缺饷，不免窥伺山西，晋军将领普遍倾向于加入直奉一方。4月下旬，阎锡山增兵晋北，拆毁天镇以西至大同的铁路，断绝了国民军后方联系。国民军认定阎锡山刀已出鞘，分兵8万余人进攻雁北，晋军坚守天镇、大同等地，战事旷日持久，后以国民军败退，晋军乘机扩大地盘至绥远而收场。

张作霖掌握北京中央政府，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但阎始终未就。在阎看来，“中央政府之力量日绌，而非中央政府之力量，反日见膨胀”。武汉国民政府派代表赴晋见阎，联络山西参与北伐事宜，阎指示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武汉“暖场”。赵首先会晤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进而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转达了阎锡山加入北伐阵营的愿望，“一俟国民军、北伐军入豫，或北伐军进抵津浦线，即起而响应”。12月底，赵再见蒋，解释不能立即起事的原因说：“山西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出师须俟两种关键时机，一为山西出师革命即能成功之时，一为山西不出师革命即将失败之时。”中共也做了相当工作争取阎锡山，尤其是李大钊，想方设法弥合阎、冯关系。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阎锡山同意此前投奔晋军的韩复榘、石友三诸部回归国民军。礼尚往来，冯玉祥对山西代表说：“我出国后，晋北发生误会，实在抱歉。”

1927年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5日，阎电告赵丕廉，即日起颁动员令，“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不久，“四一二”事件发生，阎锡山建议蒋介石、张作霖一起“反共”，先解决武汉，后因奉方坚持划长江为界，提倡南北分治而作罢。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郑州，南京北伐军攻克徐州。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3日下令山西全省“易帜”，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编晋绥军为北方国民革命军。6日，阎锡山举行就职典礼，声称自己过去十几年中，“为保留此大河以北之革命势力”，不得不“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现在“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早日实现”。

武汉代表孔庚晚了十数日抵达太原，阎锡山反应冷淡，他说：“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武汉的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是为他所把持，一切事务，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只有同蒋介石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