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著《论语心归》第六十篇

六 十

在予一人

20．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释义】尧说：“唉，你这个舜！上天的历数命运落到你身上，你要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如果天下百姓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结束了。”舜对禹也说了这些话.汤说：“我小子履，谨用黑色牡牛做祭，明白告诉光明伟大的天帝:有罪之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天帝的臣子们，我也不敢擅自隐瞒他们的善恶，这些都由天帝来简阅吧！我自己若有罪，不要牵累天下万方，如果天下万方有罪，则罪责我一个人。”周武王时大封诸侯，善人贤者因此得到富贵。他说：“我虽然有至亲之人，却不如有贤德之人。百姓如果有过错，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谨慎地制作度量衡，审定度量衡之刻度，修复已被废弃的旧官职，四方政事就可以推行了。灭亡的国家，要使之复兴。已断绝的世族，要使之再续。隐逸的贤人，要得到推举。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归心顺服。应当重视老百姓的饮食生活、丧礼和祭礼。在上位者如果宽厚待民，则民心就会归附。在上位者如果有信用，就能博得老百姓的信任。在上位者若能勤勉于政事，则有功绩，处事公平则老百姓就会喜悦拥护。

20．2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释义】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呢？”孔子说：“尊崇五种好的方面，摒除四种坏的方面，就可以从事政治了。”子张问：“什么是五美？”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要施惠于民而又无所费损；役使人民而又不招致怨恨；有欲望却不贪婪；安泰而又不骄纵；有威严却又不暴猛。”子张问：“怎么样才能做到施惠于民而又不费损？”孔子说：“因循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诱导人民去得到利。这就可以做到施惠于民而又不费损了；选择那些人民应该服劳的事而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你呢？你的欲望惟在于施行仁政，那你就施行仁政，这又怎算是贪婪呢？在上位的君子，不论对方或众或寡，或大或小，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就做到安泰而不骄纵吗？君子衣冠严整，样貌令人尊敬，仪表整肃而让人望而生敬畏之心，这不就做到有威严而又不暴猛了吗？”子张问：“什么是四种坏的方面？”孔子说：”不先教化人，使用杀戮来强行推行或制止，这就叫虐。不事先告诫人，却到时候突然检验人家是否完成任务，这就叫暴。先发教令后并不郑重叮嘱，而后来到期限时又急迫催促硬不通融，这就叫贼。同样要给予别人，却在真正出纳的时候非常吝啬，不够大方，这就是有司（负责具体经营出纳的低职人员）的作为了。”

20．3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释义】孔子说：“不知命，便无以为君子。不知礼，你不能在人群中有所立足。不知言语得失，就不能深刻洞察人。”

《论语》以《学而篇》始，以《尧曰篇》终。《学而篇》讲学问之次第，《尧曰篇》则总述孔子政治哲学之精髓。孔子所向往的，是三代之民本主义的精英政治，这种政治哲学以孔子的君子之学为本，要求治理者具备极高的自律精神与担当精神，对人民施行仁政，以民生为本，以国民之均和安康为政治治理的目标。《尧曰》篇引用尧对舜的训词以及汤、武之诰词，阐述了孔子心目中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标准与政治风范。最高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志来实行治理，要反映天意，故不可懈怠，亦不可偏颇。因此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20.1）。 “允执其中”就是要忠诚信实地执守践行上天之意志，不可狂妄自大，不可擅行己意，不可妄施手中的权力而害天德，而要持守中道，精诚勤勉，恪尽职守，方能赢得上天之信赖。在上位者应谋求人民之福祉，国邦之富强，若“四海困穷”，那么上天对统治者的信赖就会消失，上天就会剥夺统治者的权力与合法性，“天禄永终”（20.1）。统治者的权柄来自于上天之授予，因而统治者就要绝对执行上天之命，在上天面前保持坦诚的心怀，把私意放在一边，即商汤所言：“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苟无私意，则可行公意；苟能行公意，则天下大公，“天下之民归心焉”（20.1）,就会得到民众的信任。所以“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20.1）,在上位者执德宽弘、信实忠诚、勤敏履政，而又有大公之心，则天下归心，国民咸共悦服。

治理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权者，而是实现天命、践履职责、极负使命感与自觉担当精神的精英与君子。他对自己担负的庄严使命有高度的自觉，故能挺身而出，舍己担当，抛弃功利，而以仁义为依归。他既秉承上天之意志，则天下百姓之福祉、兴国安邦之重任均系于一人，此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者。这样的治理者，内心有清醒的自我定位，对于自身担负之使命有深刻之自觉，因而具有极其勇毅的牺牲精神，佛家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基督之为众人舍命代罪之精神，与儒家圣贤之担当精神非常相似。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20.1），周武王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20.1），体现的就是这种一己担当之勇伟气魄。孔子也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他相信“天生德于予”（7.23），相信“斯文在兹”（9.5），他要以一己之行动，一己之担当，来拯救这颓废之世，他要“兴灭继绝”，这种精神对中国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尧曰篇》所言“五美四恶”实际上是孔子政治哲学在微观操作层面之总结，其中所体现的核心原则乃是民本思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与司马迁所崇尚的“善者因之”的“善因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乃最高之治理境界，从百姓之所利出发，因循而不违逆，一切国家大政方针皆以民利为本，既不违逆民众之利益，又不与民争利，则民必得惠，国必大治，而治国者又不必殚精劳神，此谓“惠而不费”。治国者役使人民，必以人民之心愿为依归，以人民承受力为标准，使人民不仅能胜任劳苦，且能从劳苦中得到利益，此谓“劳而不怨”。治国者摒弃己意与私欲，慎用权柄，一切行动皆以施仁政为鹄的。这样的治国者虽有“欲”，而无私欲，虽有抱负，却无自我之膨胀与名利之贪婪，此谓“欲而不贪”。治国者秉民胞物与之情怀，对国民一视同仁，无有歧视，无有私偏，不分厚薄，不分贫富，皆平等视之，给予尊重，不敢怠慢，不敢轻忽，此谓“泰而不骄”。治国者慎独修身，严以律己，立身以正，言行谨重而不随意，则其必在人民中树立威望，人民尊重且敬畏之，此所谓“威而不猛”。此为“五美”，乃儒家政治哲学中偏于宏观、偏于指导性的政治原则，其中涉及治国原则与领袖艺术，亦涉及治国者个人气象、格局、魅力之塑造。而“四恶”之“暴”、“虐”、“贼”、“吝”，则为儒家政治哲学中偏为微观、偏于操作性的治理原则与行政规划，虽细琐，然而于有效行政亦极为重要，凡承担一方治理者，均须深思而力行之。

孔子一生极关心政治。壮年时期他有过丰富而精采的政治实践，始终秉持政治理想，颇有用世之志。中年之后为实现其政治理想，不惜长期行旅劳顿，周游列国，遍干诸侯，唇焦舌敝，企图说服忙于争战的君王们接受他的仁政主张。然而他所期盼的王道思想始终找不到赏识者与施行者。孔子是那个时代极其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他毕生热衷于政治，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不倚，不肯迁就世俗之见。他急于用世，不肯“系而不食”（17.7），要将他的毕生所学努力付之于实践。然而面临“梁木坏，哲人萎”（《礼记·檀弓上》）的残酷现实，晚年的孔子，屡有“获麟”之叹，怀着深深的失落感与巨大的惆怅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孔子并不悲哀，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在梦想的驱使下奋力行进之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7.19）。儒家的入世情怀、勇猛精进的精神、不计得失的洒脱态度，“天生德于予”（7.23）的生命自信与使命感、“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的意志、和而不同通权达变的政治智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虽然是一个与俗世精神和主流思潮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孔子却完全不是一个迂腐而不识时务的梦想家，不是一个盲动、莽撞、不知变通的政治复古主义者。相反，孔子极其清醒，极谙人情世故，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对人性的细致入微的深刻洞察每每令人击节赞叹，他面对尘世的灵活与超脱态度，高超的处事待人之艺术，亦令人叹为观止。孟子叹服其“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是“圣之时者”，可见孔子是一个颇谙行藏出入之道的智者，而非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痴梦者。孔子一生在政治与仕途上并不得志，然而却不能说孔子是一个不懂得政治智慧的人。

无疑地，孔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种影响，不惟是哲学与思想层面的，更是日常伦理及民族深层意识层面的。不论一个中国人承认与否，也不论他感知到与否，孔子的思想已然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孔子不是一个“文本性存在”，而是“实体性存在”，他已然构成中国人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为中国民族性格与国民精神的一个重要元素。然而孔子的面目又是多元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孔子”，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孔子”之解读。于是对孔子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真实的孔子本身，而打上每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孔子获得的赞扬，与他遭受的诋毁一样多，他时而被神圣化，时而被妖魔化，这两种极端轮番上演，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种特殊景观。对孔子的诋毁在孔子死后不久就开始了，然而子贡面对他人对老师之诋毁，坚定地维护老师之尊严，他的回复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亦颇具有暗喻意义。子贡说：“得其门者或寡矣”（19.23），真正识孔子者，世上又有几人？人人对孔子都各有一番理解，“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19.2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学到了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孔子伟大人格之精髓？是不是真正能够从孔子丰富的生命实践与生命感悟中汲取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问题，都考验当代人的智慧。子贡对那些诋毁者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19.14）。《论语》在最后的篇章，借子贡之口说出这句话，实在是极有历史预见性的。盼望今天之读者，放下所有成见与偏见，远离学界的所有喧嚣与争论，静下心来，翻看《论语》这部朴素而不加矫饰的小书，深深体味孔子真实的、活泼的生命，从他的气象、格局、远见与处世之道中汲取心灵之力量，悟得生命之方向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