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旧唐书》选择史料的基本史源为实录与国史。

谢保成认为《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代宗本纪的史料来源“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旧唐书》沈传师列传中虽记载沈既济反对武则天入本纪之事，但《旧唐书》中依然为武则天作本纪，说明其沿袭吴兢、韦述所撰国史。而对于人物列传的纂集“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移录，或略作编排”，但《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取材绝不仅仅局限于吴兢、韦述《唐书》中的人物传记，杂史、小说、文集等历史笔记也是《旧唐书》人物列传的重要史源。由此，《旧唐书》中武则天本纪的史源应为韦述等人所修撰《唐书》的帝纪，而与武周朝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源则是吴兢、韦述等所撰《唐书》中的人物列传以及历史笔记。

杜希德则认为《旧唐书》本纪部分的史源“延续至７５６年的记载整体采自柳芳的《国史》”，柳芳的《国史》“几乎整体地被吸收到编纂于９４０年代的《旧唐书》中去了。由此可见杜希德认为武则天本纪和武周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源均为柳芳的《国史》。

那么《旧唐书》中记载的武则天本纪和武周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源究竟为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还是柳芳所撰的《国史》呢？

这要弄清《唐书》与《国史》的源流问题。吴兢初撰《唐史》百卷，但由于“事多纰缪”的原因，由韦述率人增补，成书一百一十二卷，并有《史例》一卷，被称之为《唐书》。韦述对此书有了一定规划，对大纲、体例等书籍构成进行了确定。而安史之乱爆发，长安的史馆被焚烧，故肃宗时期，史官于休烈受命求访史籍，韦述“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肃宗下令韦述、柳芳一同修订并续写国史，但诏令实施时，韦述已经去世。柳芳在韦述所撰一百一十余卷的基础上独自承担编纂工作，于休烈、令狐＿对此进行增补，成书一百三十卷。由此可见，《国史》一书应是在韦述、柳芳、令狐＿、于休烈等人经过长时间修撰而共同完成。谢保成认为“韦述‘始定类例’，并有《史例》１卷，柳芳等仅是‘绪（韦）述凡例’”即柳芳仅对于韦述所撰进行增补，而杜希德则认为“我们也不能确切的知道柳芳是否对韦述所记玄宗即位前的史事作了较大修改”。

由此，《国史》虽在《唐书》的基础上修成，但无法确定肃宗之后柳芳是否对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修改，故笔者认同杜希德的观点，即《旧唐书》中记载的武则天本纪和武周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料来源于柳芳所撰之《国史》。

北宋时期修纂史书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故统治者不惜重新书写、改写唐至五代时期的历史。成书于北宋仁宗时期的《新唐书》史料来源是什么呢？谢保成认为《新唐书》以《旧唐书》作为最为直接的取材依据。其指出“所增唐高祖至唐代宗诸臣事迹或新立传者，基本取材范围仍然是唐代所修实录和纪传体国史以及北宋前期尚存的‘奏牍案簿’。新增立《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可知基本史实是沿自唐代所修《高宗实录》、《则天实录》和《国史》”。

因此《新唐书》中武则天本纪及武周相关历史人物传的史源是取自实录、国史，并以“奏牍案簿”和杂史小说进行了补充。《资治通鉴》的史源：聂崇岐认为《资治通鉴》取材尤为广泛“《资治通鉴》在编纂过程中所参考的书籍，除了《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有杂史、笔记、奏议、文集之类二百二十二种”。章太炎指出：“通观《通鉴》所采……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温公于《旧唐书》亦不甚满意）”。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广泛：正史、杂史小说、文集都在其取材范围内，且司马光对《旧唐书》与《新唐书》中记载的关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史料进行了取舍：“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较少引用《新唐书》‘事增于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取舍态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关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记载。

《旧唐书》史料来源于柳芳所撰的《国史》；《新唐书》的史源则是取自实录、国史，并以‘奏牍案簿’和杂史小说为补充《资治通鉴》的取材范围更为广泛。那么诸如《旧唐书》等传世文献在史事记载上哪种的可信程度更高呢？一般来讲，若《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载相同，引用《旧唐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更强，因为更加贴近实际的历史，而《新唐书》以“文省事增”原则进行了加工，不是最为原始的记载；若《新唐书》所新增之事的记载在《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原始文献中有与之相同的记载，便可通过旁证法作为信史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