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大明帝国送走了他们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这位从乞丐、和尚成长为帝国缔造者的雄主终于走完了他71年的人生路，于初建的帝国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北方蒙古草原的威胁仍未彻底解除，帝国最大的隐患终究未能在雄才伟略的太祖皇帝手中终结，而后来发生在土木堡的悲剧仿佛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但是上天是公平的，在139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他虽然带走了帝国的缔造者为帝国埋下隐患，但他也赐予了帝国一位不世出的能臣。这个人将在五十二年后的那场浩劫中挺身而出，拯救岌岌可危的帝国。这个人就是于谦。于谦，字廷益，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肃。

少年怀志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于谦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的一户普通人家中。天资聪颖的他六岁便入了私塾念书，等到永乐十年（1412），年仅十五岁的于谦凭借其才学被录取为钱塘儒学生员。所谓生员，即诸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自幼苦读的于谦却并非一个书呆子，他胸怀大志，十分关注天下时局，他最为仰慕的就是苏武、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在他的家中收藏了一幅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的画像，他在这副画像的旁边题下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的赞词。这首赞词既流露出对文天祥的钦佩之情，亦是对自己所怀抱负的一种承诺，匡扶天下的志向便在那时在心中种下了种子。于谦，注定要做一个如文天祥这般一身正气的人！

被录为生员的五年后，即永乐十五年（1417），于谦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在人才荟萃的江南之地，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钱塘县的廪生。所谓廪生，即由官府每月补助生活的生员，在当时，于谦每月可领取廪米六斗。

三年后，即永乐十八年（1420），于谦又以乡试第六名的成绩中举。并在一年后通过会试成为进士，并被授予山西监察御史一职。监察御史隶属于都察院，虽然仅为正七品，却拥有极大的权力，其专职察纠百司，凡时政得失，军民利弊皆有直言之责。御史外出还可以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二十四岁于谦终于开启了他的仕途，但他仍需历练打磨，直到二十八年后的那场劫难中他有能力挺身而出，成为帝国危难之时的守护者。

于谦像

怒斥朱高熙

于谦初次在朝堂中崭露头角是在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当初靖难之役时，明成祖朱棣的次子叫朱高煦，他跟随朱棣征战白沟、东昌有功，并在江上之战成功完成突击，朱棣曾言“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这句话给了朱高煦莫大的野心，但是永乐二年建立储藩府之时，朱棣依然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这让原以为得到父王许诺太子之位的朱高煦大为失落，在之后的永乐年间，朱高煦积极参与夺嫡之争，但始终未能扳倒太子。等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也就是明仁宗。但仅仅一年后，仁宗便驾崩，当时明帝国的首都已经迁到了北京，而太子朱瞻基则留守南京。就藩山东乐安的朱高煦甚至在半路设伏试图截杀朱瞻基，但是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等到朱瞻基即位后第一年，即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就毅然决然地造反了。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很快平定了叛乱，这个时候依例派遣了一位御史代天子训斥朱高煦的罪行，而这位御史正是于谦。

面对朱高煦这位昔日位高权重的王爷，于谦毫无惧色，当众开始数落其罪行，其声宏亮，条理清晰，结合他严厉的表情竟然训斥得朱高煦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不敢抬头。史载“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这一事件给宣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认定此人必定是可造之材，很快就令他巡按江西。历史中，不乏一些宵小投机之辈依靠一些偶然的表现获得皇帝的欢心与信任，从而为祸国家。但事实证明，宣宗这次没有看走眼，这位正词崭崭的御史的确是上天赐予大明帝国的人才。二十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避免帝国重蹈北宋靖康之耻的覆辙。

两袖清风

大明帝国在仁宣二帝执政期间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仁宣二帝爱恤民力，慎于兴做，扭转了永乐年间好大喜功的时风，使得因年年征战而负担沉重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帝国的国力稳步上升。但好景不长，宣宗在位仅十年便英年早逝，时年三十八岁，留下七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英宗正统年间初期尚有“三杨”（杨世奇、杨荣、杨溥）这样的能臣辅政，帝国也还维持了仁宣之治时的稳定发展，但正统七年（1442），一切都开始逆转。在这一年，太皇太后病逝，她生前极力压制宦官势力，使得宦官乱政的情况没有出现。但当她逝世后，朝局出现巨变，当时杨荣已经去世，杨世奇因其子犯罪而退出朝堂，杨溥年老有病也无法理政。在这种局面下，年轻的小皇帝启用了太监王振着手朝局，帝国日后的悲剧就此埋下祸根。

王振掌权后，广结同党，控制锦衣卫，鱼肉百官，但凡外地官员入京述职，必定敲诈金银。当于谦要进京时，有人劝他准备财物贿赂王振，以免被其刁难陷害，但于谦却不为所动，反而说“吾唯有清风而已”，并写下“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诗句明志。

果然刚直不阿的于谦很快招来了王振的打击报复，其指使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将于谦投入监狱。但于谦在山西、河南主政的十余年里，颂声遍野。在得知于谦蒙冤后，两地百姓纷纷上书朝廷，前后有上千封之多。不仅如此，山西的晋王、河南的周王也上书为于谦喊冤。一时间民怨沸腾，在晋豫两地百姓和藩王的协力下，王振迫于压力释放了于谦，并令其官复原职，仍旧巡按山西、河南。

于谦《石灰吟》

土木堡

正统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于大明帝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黑色的年份。如果说安史之乱的那一年是中国传统社会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那么1449年就是大明帝国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这一年，自洪武永乐两朝以来雄强开放的扩张精神被一次惨痛的失利击的粉碎，在此之后的一百年里，皇纲失统，北方游牧政权持续入侵，帝国陆续丢失了对河西走廊、河湟、河套平原的控制，帝国的首都将不止一次地遭受北方的威胁，其后，又丢失了辽东，帝国雄风不再，终于在两百年后再次被关外力量彻底击败并臣服。

在明初之时，名将蓝玉率军在捕鱼儿海重创北元，致使蒙古势力分裂，其中以鞑靼和瓦剌两支最为强大。等到明宣德年间，瓦剌在其雄主也先的领导下击败鞑靼，并陆续拿下哈密卫、兀良哈三卫，几乎统一了蒙古草原。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分四路大军南下，明帝国与瓦剌的战争就此爆发。在奸臣王振的唆使下，明英宗不顾众臣反对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此次出征，王振仅仅准备了五天，就在七月十七日集结了京城三大营“神机营、五军营和三千营”约十七万大军，加上京城附近的驻军总计二十万仓促出征。八月一日，大军行至大同府，阳和败军的战报让王振吓破了胆，于是他立刻下令班师。但王振在此时做出了第一个愚蠢的决定，为了炫耀衣锦还乡，他命令大军调转方向向他的家乡蔚县出发，事实上，蔚县是由紫荆关通向京城的必经之路，只要沿着此路前进，大军足以平安到达京城。但八月三日，王振做出了第二个愚蠢的决定，为了防止大军践踏蔚县庄稼招致骂名，王振下令全军再度转向，返回大同，由来时的居庸关回京。王振最终挽救了蔚县的庄稼，却让帝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二十万条人命。八月五日，天降大雨，大军前行困难，士气极为低落。八月十日，经过艰难跋涉，大军抵达宣府，居庸关近在眼前。但一直没有出现的也先大军却动手了，事实上，因忌惮明军势众，也先始终没有贸然进攻，而是一直保持距离尾随明军。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也先终于认清了这支明军的正面目，他们不过是一只绵羊统领下的狮群而已。于是，他展开了第一次攻击。所幸的是，明军有所察觉，当即派出了成国公朱勇率五万骑兵断后。朱勇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但他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军事才能。盲目自大的朱勇的最终宿命是“鹞儿岭中伏死，所率五万骑皆没”。虽然朱勇全军覆没，但仍为大军争取了宝贵的三天时间。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土木堡，距军事重镇怀来仅有二十余里。只要进入怀来，悲剧仍可避免。但就在此时，王振做出了第三个愚蠢的决定，王振因私下令大军在土木堡就地驻扎，明军就此失去最后一个脱困的机会。八月十四日夜，也先发动突击，明军溃败，但依靠人数优势，明军迅速收拢阵型，挖掘壕沟据守。以也先五六万人的军力并不足以歼灭明军。但是此时，王振做出了最后一个愚蠢的决定，他命令大军越出壕沟向怀来急行军。八月十五日，仓皇撤退的明军被也先大军“铁骑揉阵而入”，终于，被王振几经折腾的明军就此崩溃。三大营十余万精锐全军覆没，四朝元老张辅等五十余名帝国高级将领文官殉国，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开国数十年之积累，数十年之人才，一战败亡。

力挽狂澜

八月十六日，战报传至京城。朝堂大乱，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数十名文官武将殉国，最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京城已是不堪一击，一时间人心惶惶。朝臣拥郕王朱祁钰暂代朝政。八月十八日的早朝，将决定帝国未来的国运。这是帝国必须要面临的抉择，是战是逃。战或玉石俱焚，逃则半壁江山落入外族之手。此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徐程奏言“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此时的大明朝堂人心惶惶，大军覆没，皇帝被俘，京城空虚，逃跑派众多，真是一片亡国之象。

这一幕让人似曾相识，在三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月，盘踞北方的女真政权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相继失守。十一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廷哀鸿遍野。十二月初二，宋钦宗开城投降。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及北宋宗室、朝臣三千余人和大批金银珠宝北还，北宋灭亡。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此时的情形，不难发现二者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大军覆没不久，京师空虚，都是人心惶惶，投降派逃跑派甚嚣尘上。大明重蹈北宋覆辙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但大明终究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就在此危难之时，有个洪亮威严的声音响起“言南迁者，可斩也！”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于谦！妄言南迁的人都该处斩，因为北宋南渡的覆辙就在眼前，那是血淋淋的惨痛教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所谓英雄，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所谓英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所谓英雄，坚强刚毅，屡败屡战。如此之人，可称英雄。但英雄并非仅限于此，所谓英雄，实为心怀畏惧之人。若要成为英雄，先要学会畏惧。每个人都曾是天真无邪的孩童，踌躇满志的少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施展抱负，功成名就。但当人们真正走入社会，诸多的不如意便纷至沓来，不是每个人都是书中的主角。于是，人们开始畏惧，开始退缩。认识到现实的惨淡，有人消极，有人沉沦。而英雄就由此而来。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在母亲怀中之时，谁都是一样的。被人打才知道何为痛，被人骂才知道何为耻。只有经历了这些痛和耻，人才会明白何为现实，于是人便开始畏惧，畏惧这惨淡的现实。但畏惧并非消极的，这是人之常情，相反它是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开始，也是成为英雄的起点。不懂何为畏惧的人便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也就无法战胜困难。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心怀畏惧明白困难的可怕，还能超越它，征服它，这样的人方才是真英雄！

于谦也不是天生的英雄，至少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的那场朝会以前，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英雄。他虽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但这些还不足够证明他是英雄。他还需要深刻地感受畏惧，战胜畏惧，并展现出拯救危局的能力。个人生死已经无关紧要，但如今帝国的兴亡早已担负在他的肩头，过往数十年的磨炼沉浮只为今朝的强大，他必须时刻谨慎，他没有出错的余地。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这是于谦对自己的承诺。他终究是要迈出这一步的，国家兴亡，我来担当！

北京保卫战

于谦是对的，一旦放弃北京南迁，失去了燕云地区这一屏障的华北将无险可守。届时，整个华北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京城是天下根本，一旦放弃，局势将不可挽回。于谦的怒吼惊醒了犹豫不决的朝臣，也打动了朱祁钰，坚定了他固守北京的决心。于是，朱祁钰将防守北京的重任交给了于谦，这是天下最高的荣耀，亦是天下最沉的重担。

八月十九日，于谦下令征调各地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急赴京城卫戍。同时发檄号召各地藩王勤王。二十日，于谦发动百姓由通州粮仓向北京运粮，储备粮草。十月五日，也先越过大同、宣府进攻紫荆关，六日，太监喜宁引也先从间道入，内外夹攻，紫荆关失守。九日，也先烧毁紫荆关，经易州、良乡、卢沟桥，于十一日抵达北京城郊。

当时，右都督石亨主张收兵固守城池，紧闭九门，坚壁疲敌。但于谦认为此举会令瓦剌军气势更盛，于是命令各路守军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并下达军令“临阵凡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凡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紧闭九门，以绝诸军后路。值此帝国存亡之时，能进城者，唯有战胜者和尸体而已！

十月十一日，瓦剌先锋部队攻击彰义门，不利却。十三日，也先率瓦剌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于城外居民房内设置伏兵，以数百骑佯败诱敌，瓦剌军紧追不舍，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骤起。值得注意的是，神机营的主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此时的神机营仅是二线部队和预备役。作为京师三大营中战力最强的部队，神机营上下有着极高的自尊心和求胜欲。但就是这支贵为帝国最强的精锐，却在土木堡未发一枪一炮，便如同羔羊一般任人宰割。神机营覆没在土木堡，覆没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种窝囊的结局是这支骄傲的部队所不能容忍的，这最后的神机营为了挽回荣誉拼死力战，都督范广率军突击，大破瓦剌军于德胜门城下。被击退的瓦剌军转至西直门，都督孙镗力战不支，欲退入城中，给事中程信严守于谦军令不许开门，但命令城上守军发火炮助战，危急之时，总兵高礼、都督石亨驰援，明军士气大振，击退瓦剌军。十四日，于谦遣诸军合击瓦剌军于彰义门，战时“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在军民协力之下，明军再度击溃瓦剌军。

十五日夜，也先闻悉明军各路勤王之军即将达到，恐腹背受敌，归路断绝，乃引军撤退，十六日至居庸关。都指挥杨俊发动突袭再破瓦剌军，瓦剌军被迫退至紫荆关。北京保卫战，终以明军获胜而告终。

对大明帝国而言，北京保卫战无疑是一场十分重要的战役。倘若此战失败，整个北中国将全部沦陷，偏安南方一隅的帝国也终将被北方的游牧势力再度灭亡，中国的历史将要就此改写。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从兵临城下到破敌千里，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无疑是一场奇迹，一场由于谦缔造的奇迹。当所有人濒临绝望之时，是他挺身而出，担此重任；当局势陷入绝境之时，是他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北京保卫战，并非是由成王败寇的法则书写的胜败关系，亦非王侯将相丰功伟绩的记载，这是一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是一个绝境之下决不放弃的传奇。智勇双全，方为国士。

于谦，可当国士无双！

主持北京保卫战

含冤陨落

明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被囚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帮助下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复位。徐有贞就是当年北京保卫战前夕上奏要求南迁的徐珵。在被于谦训斥后，徐珵沦为了朝堂的笑柄，羞愤难当的他被迫改名徐有贞。从那时起他就对于谦怀恨在心，恨他为何不同自己一般怯懦。于是在夺门之变后，徐有贞立刻上书英宗，污蔑其意图谋立外地藩王，行不轨之举。朱祁镇虽然昏庸，但也明白这是徐有贞想要公报私仇，于是对徐有贞说于谦是有功的不能杀，但徐有贞并不甘心，再次对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这直击了朱祁镇的软肋，为了维护自己政变的合法性，他下定决心要诛杀于谦。

于谦最后的罪名是“迎立外藩”，但此事是徐有贞等人的构陷，主审官员最终查无实证，但徐有贞却再次展现了他的无耻，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虽无显迹，意有之。”三百多年前，千古奸臣秦桧用“莫须有”冤杀了岳飞，三百多年后，宵小徐有贞用“意欲”冤杀了于谦，好一幕令人作呕的丑剧！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在这座他曾经拼死守护的城池前，斩立决。史载“天下冤之”。一代名臣就此喊冤陨落，帝国之殇。于谦死后，抄家人员在其家中除了日常用品，竟无半分余财。仅仅在一个上锁的箱子中，发现了景泰帝赐给他的蟒袍和宝剑。这是为了表彰于谦功绩而赏赐的，但于谦却将他们锁在箱中，从未炫耀示人。

八年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继位不久他就下诏书为于谦平反昭雪。等到万历年间，几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却对于谦十分敬仰，追授谥号“忠肃”，以肯定他一生为帝国为民族做出的贡献。

但，于谦不需要所谓的皇帝嘉奖与肯定，中国历史上天子数不胜数，但于谦只有一个，凡俗的上位者没有资格评判于谦。

名臣陨落

尾声

纵观于谦的一生，堪称传奇。七岁，便获批言“他日救时宰相也”。悬文天祥画像于堂前，早晚参拜数十年如一日。二十三岁，高中进士，任御史，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涉猎。二十八岁，朱高煦谋反。从容赴命，口述其罪，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汉王伏地战栗，连称万死。三十二岁，巡按江西，体察民情；巡抚晋、豫，平反冤案，百姓称颂，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

千凿万锤出深山，于谦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在地方打磨，当他重返京师之时，他就是帝国最坚毅的守护者。当土木堡的惨败击垮了朝野的信心，当瓦剌大军兵临城下，当乱臣贼子叫嚣迁都避祸，是他挺身而出，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至今回响在历史的长廊之中，余音不绝。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年少之时许下的承诺，从未忘记。他只用了一句“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就说服了朝臣说服了君上，千古罪名，没人担当得起。他毅然于九门之外列阵迎敌，告诉世人这赌上的不仅是帝国的国运，更是华夏的尊严，此战，不胜，即死！

烈火焚身若等闲，帝国将亡的熊熊烈火，终究烧出了一个流芳千古的于谦。北京保卫战后，功劳最大的于谦仅获少保的虚名。朝臣上奏为他儿子请官，他也仅是回复“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又言“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三军用命，拼死力战，为的是江山社稷，为的是天下苍生，而非私恩，非荣华富贵，非荫庇子孙。于谦被斩决的那一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于谦死后，都督同知陈逵敬佩于谦忠义，收敛其骸，一年后归葬杭州西湖畔。巧合的是，三百年前被冤杀的岳飞也被葬在西湖畔。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和岳武穆不同，于少保切实地为帝国保留下了北国的半壁江山，可悲的是这半壁江山却容不下他，白白便宜了西湖的青山碧水，数百年来一直诉说着道不尽的哀思。

粉身碎骨浑不怕，帝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文天祥是死在元寇手里，而于谦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天顺元年五月，徐有贞被流放于云南，削职为民。天顺四年，石亨下诏狱，坐谋叛律斩，没其家资。成化初年，明宪宗为于谦平反，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妒。”天日昭昭，沉冤得雪。

要留清白在人间，人们不会忘记他巡按江西，巡抚晋豫数十载，为政有方，为民请命。人们也不会忘记，国将不国的危难之时，是他一肩扛起帝国兴亡，力挽狂澜，守护住了半壁江山和千万黎民百姓。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肱股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于少保，用他的一生吟唱出了一首石灰吟。每字每句，都清楚地刻印在历史长河的石柱之上，铮铮作响。他无需天子的赞许与肯定，他们没有资格评定他，能评定少保的唯有历史！

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这是历史回报给于少保最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