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从他进入官场，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标，要践行儒家思想传授给他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曾国藩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读圣贤书无非是为了考功名，然后升官发财。而对于儒家宣扬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君臣一心，开创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没多少人去实践的，可偏偏曾国藩就去身体力行。所以在前期的官宦生涯中，曾国藩一直坚持不结党营私，不贪污受贿，保持着高洁的操守。但是当他想把这种理想推行到整个官场上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太难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很糟糕。

曾国藩刚刚进入清朝官场的时候，中英鸦片战争就爆发了。1842年，清王朝战败后，道光帝丧失了锐意改革的进取心，执政风格越来越倾向保守平庸，中央的政府官员也大都秉持“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哲学。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政治气氛死气沉沉。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连战连捷，帝国上下从皇帝到地方官员都对战乱一筹莫展，眼看着这个瘫痪的帝国即将倒塌。

面对这种动荡的政治环境，曾国藩非常渴望通过个人努力让老化的帝国机器重新动起来，至少也要为自己的湘军提供必要的支持，于是曾国藩就拿出对付太平军的那套策略来同皇帝和同僚打交道。为了获得地方支持，他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然而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

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当时满清皇帝咸丰帝一开始是想挽留曾国藩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挟皇帝，要咸丰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他甚至还声明，你皇帝要是不给督抚大权，那我曾国藩就不干了。咸丰帝本来就看不上曾国藩的处事风格，这个事情一出，皇帝就决定收回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老家守孝。从当时情形看，曾国藩即使复出也不太可能重掌兵权，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被断送了。

这次罢官给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忠心为国，但是为什么始终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呢？所以在回到家乡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在官场的处事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找出《道德经》《庄子》和《南华经》这些道家和佛教的书籍来读，帮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当然读书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他心态变了，开始站在第三方角度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年轻时深受儒家熏陶，后来又带兵打仗，采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治兵治民，这儒家、法家两种思想体系结合在一起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僵化和严酷，而且性格上又太“巴蛮”，做事强硬，所以在旁人眼里，曾国藩做人做事都缺少必要的宽容和弹性，其他人自然就很难与曾国藩达成共识。长此以往，他就成了官场上的孤家寡人，被人给排挤出去了。

在反思的过程中，他结合了道家的无为和辩证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那些性格上过分要强的人往往是经不起外部挫折的打击，因为他们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性本来的弹性都没有了，所以失败可以轻易折断他们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潮流中捕捉到机遇，成就大事。

随着曾国藩反思的深入，他渐渐懂得政治家的处事态度一定要谦退、理性，要把官僚体制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时刻想着去反抗破坏这个系统。另外，官场上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利益，利益才是人与人合作的最广泛共识，因为利益可以协商，可以分割，还可以交换，政治家必须要学会用利益吸纳更多同盟者为自己服务。

终于，曾国藩完成了从一个政治空想家到成熟的政治家的转型。就在这时，太平天国在经历了一轮低潮后，开始死灰复燃，对清帝国的威胁又增强了，咸丰帝被迫再次请曾国藩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当曾国藩重返官场之后，他一上来给人的印象就是脱胎换骨。

首先，是他跟同僚和皇帝打交道的态度变了，多了一份谦退和理解。刚刚上任的时候，他逐一拜访了湖南各级官僚，一开口就是要向对方请教。他跟咸丰帝打交道的身段也柔软了很多，他明确表示以后向皇帝递交奏折还是通过正常的官场渠道，换句话说，他连专折奏事的权利都不要了。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原本僵硬的关系也逐渐缓和。

1860年，太平军攻破了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咸丰帝震怒之下把何桂清革职，这样两江总督的位子就空缺出来。在咸丰帝的宠臣，御前大臣肃顺的竭力举荐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成为了负责江苏、安徽和江西这三省军务的封疆大吏。你看，当曾国藩主动放下身段，不再去逼迫咸丰帝给他权力之后，他自身的才干和实力很自然地让他成为两江总督的最佳人选。

另外，曾国藩也开始接受各种官场的潜规则，处事也变得圆滑世故了起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跟户部书办打交道的故事。当时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要去户部报销三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潜规则，这笔报销要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白银的回扣，后来曾国藩把价格谈到了8万两。可结果呢，当时的政府首脑恭亲王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要与民休息，这笔钱干脆就不用报销了。这不是明摆着断了户部书办的财路吗？但是这一次曾国藩说，谈好的八万两还是要给。结果他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了八万两给了户部书办。其实曾国藩的做法也能很好理解，这些书办地位低，但是权力大，这次失信于人，以后再找这些人办事就难了。

总之，曾国藩的变化与转型，让他逐步获得了同僚的认可，后来在咸丰皇帝死后，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也对曾国藩非常信任。这都为他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并在战后推动洋务运动提供了必要支持。

本文取材于张宏杰先生《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