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末代皇帝的“凄惨”宫廷生活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 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

怎么办呢?溥仪等人居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故宫里的文物悄悄拿出去做抵押，向商号、银行借钱。据统计，溥仪等人向各大商号、银行共借款超过100万元。开始只是抵押，后来干脆拍卖宫中的金银、珠宝、古玩。

溥仪筹办结婚典礼时，一度想拍卖国宝级文物《四库全书》。在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下才作罢。

溥仪等人随即偷偷将文物偷出去变卖，倒卖了一批文物。这还不算。当时，溥仪等人深知，他们迟早会被赶出故宫。因此，开始大规模地将故宫文物偷偷转移出去。

故宫里的皇族大盗

溥仪本人不敢正大光明地将故宫文物带出去，而是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入故宫，陪他读书。溥杰走时，就偷偷将文物带走。多年以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而且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等人被冯玉祥赶出北京。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住了3个月，后来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

溥仪刚刚在“张园”住下，就惦记起那些从故宫偷出去的文物。他要将这些文物秘密转移到天津。

不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仪从故宫偷出去的文物运到天津。

溥仪的堂弟溥佳一手操办了此事。他回忆：“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接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本要运 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这“七八十口大木箱”里，装了些什么文物呢?

根据统计，里面有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 箱70件，挂轴1箱21件。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 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 个。

算一下，溥仪从故宫里偷了足足76箱文物。这些文物件件价值连城，如《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更是国宝级的文物。

溥仪在天津的生活依然奢华，还要打赏前来巴结他的晚清遗老。钱从哪里来?溥仪不断变卖这些文物，使得这些文物流失到外界。

幸运的是。《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文物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回到故宫博物院，而《历代帝王像》等珍贵文物却流失海外，如今保留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成为永远的遗憾。

“寓公”生活，心愿未了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的珍宝秘密转移过来。溥仪在天津过着似乎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生活，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

其一为政治心愿。岁月的推移不但没能泯灭溥仪“敬天法祖”、“恢复祖业”的幻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迫切，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国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溥仪魂牵梦绕的还是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溥仪在张园刚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秘密地转移过来。

其中包括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 箱70件，挂轴1箱21件。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 个。

这批字画珍宝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溥仪的身边，令他欣喜万分、兴奋异常，自从被赶出北京故宫后这是一件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了。虽然溥仪早已在外国人办的华比银行以“浩然堂”的名义存入了大批的款项，同时在关内外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仅当时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就有12 万垧。

国宝沦为失意军阀囊中物

一个失意的小军阀为何敢在溥仪面前指名要这要那？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

溥仪对奉系将领中最早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溥仪的复辟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和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毕庶澄是张宗昌手下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溥仪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溥仪对他抱有较大的希望，所以赏给他的古玩珍宝和活动经费也不在少数。后来当毕庶澄被褚玉璞枪毙后，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汉玉”的故事。

所谓的“汉玉”，并非汉朝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就是曾经被装入棺材中，经过多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侵蚀作用，而成为红色、土色或黑色的旧玉。达官显赫和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汉玉”，当作古董来收藏。

溥仪在北京故宫盗运出的“汉玉”相当多，不论是从年代、玉质、色泽等方面来讲都是世上罕见的珍品。溥仪十分喜欢“汉玉”，平时不论穿长袍马褂、朝服还是西装， 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

这主要是因为“汉玉”有这样一种传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发生一条裂痕，而人便可安然无恙。”毕庶澄也十分喜欢“汉玉”，多次向溥仪讨要。溥仪为了拉拢他曾赏给他几块成色相当不错的“汉玉”，毕庶澄也总是把“汉玉”挂在身上。

据传当毕庶澄被枪毙中弹倒地后，多时尚未断气。有人发现他身上挂有“汉玉”，方悟出他没有断气的原因，等到把他身上的“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当然，这只是好事者所杜撰的传说故事。

如此看来，溥仪将故宫的国宝偷出、变卖，作为满足自己私欲和复辟梦的资金来源，这种行为不仅是家贼，实为国贼的行为。历史的节点之上，一念之差，罪人的名声就落在自己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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